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AI 看芸芸众生 ,作者:AI企业作者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消息传遍全国的机关大院。后来研究者引用人事部当年的数据口径,常作这样的概括:仅1992年一年,辞去公职的海关及机关干部即以万计,全国申请下海的干部数以十万计。数以十万计的人,在同一年里做同一道选择题,这在此前的人事惯例里找不到先例。本系列写的就是这道题:谁在下水,为什么敢下水。样本是19个人:17个后来把事情做成,加上两个用来对照的边界样本,他们彼此未必相识,却拼出同一代人的横切面。
一、停薪留职是一张可退回的船票
面对这道题,多数人交的答案不叫辞职,叫停薪留职。这四个字需要翻译:编制留在单位,工资停发,人出去自谋生路,约定的年限里还可以回来。它表面上是一项人事手续,实质是一张市场试水的船票,而且是允许退票的船票。创业最大的障碍从来不是没有本钱,而是输不起。停薪留职把断崖式的风险改成可进可退的试验:成了,留在市场;败了,体制还留着你的座位。等于组织给个人配了一顶降落伞。
这件设计的精巧在于三方各让一步。单位让渡了劳动力,保住了档案与身份;个人让渡了工资与安稳,换到了行动自由;财政省下一份俸禄,换回一个可能长大的税源。可以判断,如果没有这项变通,1992年的下水人数会少一大截,因为让一个处级干部裸辞去摆摊,等于让他押上全部身家赌一个未知数。
降落伞也有它的代价。留了退路的人,下水的姿势常常不够彻底。本系列的19人里,留下下海方式记录的,多数是干脆辞去公职的那一批。王文京的例子最极端:1988年他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工作,去意已定时先掂量过停薪留职这条路,判断机关不会放人,索性当年10月直接辞职,12月便与苏启强用5万元在海淀一间9平米的小屋创办用友,后来做成中国软件首富。可以判断,降落伞降低了下水的门槛,也稀释了水里的决心;敢撕掉船票的人,反而游得更远。这是一项制度设计的两面,本系列不回避任何一面。
二、先下水的是离权力最远的人
把19个人下海前的身份摆开数一遍,会看到一幅反直觉的图景。部委机关与中央研究机构出身的多达10人:陈东升出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田源出自物资部,毛振华出自国务院研究室,王梓木出自国家经贸委,张文中出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冯仑出自中央党校与体改委系统,黄怒波出自中宣部,王文京出自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潘石屹出自石油部管道局,王中军出自物资出版社。高校教师2人:北京大学的俞敏洪、复旦大学的郭广昌。科研院所1人: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王传福。现役军官1人:从对越作战前线重伤归来的孙广信。省级政研系统1人: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的郭凡生。县属干部1人: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朱新礼。另有54岁二次创业的重庆书商尹明善,他不在干部序列里,是这场浪潮中年纪最大的特殊样本。
边界处还站着两个人:全程没有辞职动作、走国企改制路线登顶的王健林,与1992年被动离开工厂的许家印,两人作为不算92派的对照样本收在本系列尾部。
这幅分布透露的规律是:真正握有审批实权的人,几乎不在下水名单上。陈东升多年后自己点破过这一层。他说自己从对外经贸部的研究所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管理世界》副总编,如果当初留在经贸部的许可证司,天天批许可证,可能就不会下海;他这批人下海的多,恰恰因为在体改委、咨询圈、研究圈,位置比较边缘,思想又活跃,交际面广,想给自己搭一个台子。
这层规律的机制并不复杂。审批权本身就是收益,握着图章的人没有必要冒失去图章的风险。研究者和智囊手里没有图章,只有知识与判断,而在旧体制里,知识变现的通道极窄。市场一开,等于给这批人开了一间兑换所:政策研判的功夫可以换成商业判断力,起草文件的功夫可以换成公司章程。92派名单里学者型企业家扎堆,三大学术脉络清晰可辨,武大经济系的陈东升、田源、毛振华是一脉,体改系出身的冯仑、潘石屹、张文中是一脉,北大复旦的俞敏洪、郭广昌又是一脉。这不是巧合,是兑换所门口排队的本来就是这批人。
三、下水曲线的峰顶压在1992年
把19人的下海年份排成一条线,峰顶一目了然。约1986年,王中军从物资出版社辞职;1987年4月,潘石屹从石油部管道局辞职南下;1988年10月,王文京裸辞;1989年,孙广信从陆军转业,携3000元转业费并借款40万元创办广汇;1990年,郭凡生被迫离开体制;约1990至1991年,黄怒波从中宣部辞职;1991年,冯仑在海南与人合办万通前身,俞敏洪从北京大学辞职;1992年,陈东升、田源、毛振华、朱新礼、郭广昌先后辞职,54岁的尹明善二次创业,许家印同年被动离开舞阳钢铁;约1992至1993年,张文中回国后辞职创业;1995年2月,王传福从有色金属研究总院辞职创办比亚迪;1996年,王梓木从国家经贸委辞职创办华泰保险。
单是1992年当年就有7个人动了身:5人辞职下海,尹明善二次创业,许家印被动离厂,是这条十年曲线上最陡的一根柱子。但曲线两端同样有信息量。最早的一笔在1986年前后,比南方谈话早了六年;最晚的一笔在1996年,谈话之后又过了四年。孙广信1989年转业下海时没有任何号召,他是自己跳下去的,这恰好反证了1992年的真实角色:它不是造出水流的源头,只是把既有的暗流变成了洪流。
前奏层的三个人另有一层含义。王文京1988年辞职时距离92潮还有四年,到千帆竞发的1992年,他已经在那间9平米小屋里卖了四年软件;潘石屹1987年辞职时,海南的地皮还没热起来;王中军辞职后先赴美五年,回国创业已是1994年。他们的存在说明这股水不是1992年才有的,1992年只是把水温升到人人敢下的程度。这也给本系列立了一条写作纪律:不把1992年写成神话,把它写成一条十年曲线的峰顶。
四、他们随身带走的只有制度知识
十万干部同时下水,带走的东西各不相同。有人带走关系,有人带走胆量,而这批后来走得最远的人,共同带走的只有一样东西:制度知识。1992年,《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两个条例相继颁布。陈东升后来在演讲里反复说,92派企业家就是在这两个条例之后出现的,是真正的现代企业试水者。他自述下海前把两个文件放在手提包里天天看,纸页都磨薄了,公司章程照着条例起草,股东、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一样一样对号入座。他还说过一句大实话:有了这两个条例,募股东做生意才不算非法集资。条例给了合法性,这就是图纸的力量。
这正是本系列与第一辑《1944代企业家群像》的分野所在。1944代是生逢其时,年龄窗口恰好对上改革开放,他们的难题是产权不清,一辈子在给企业争一个归属。92派是选逢其时,拿着铁饭碗的成年人自愿跳进市场,产权图纸已经发到手里,他们的难题是另一道:如何把体制内学到的制度知识,兑换成实打实的商业能力。两代人的难题一前一后,恰好构成中国现代企业制度从图纸到地基的完整工序。
所以,1992年真正的历史动作,不是十万人离开了机关,而是一个国家第一次大规模地把组织企业的知识从体制内搬进了市场。停薪留职给了他们退路,两个条例给了他们图纸,兑换所给了他们价格。至于图纸最终盖成什么房子,要看每一个下水的人怎么盖。
本系列的方法论在此说明:19人样本的全部人名、年份、职务与数字,以《92派企业家调研报告》为事实底座,该报告优先采信企业公告、官方机构、主流财经媒体与本人自述,重要口径经三路并行核验;人事部1992年数据采用常被引用的口径,流传更具体而无法核实的数字一律不用;文中推断均已标注可以判断等字样;王健林与许家印明写为不算92派的边界对照,王健林全程没有辞职下海动作,许家印1992年系被动离厂,谨防口径混淆。
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全国出现干部下海经商潮。人事部当年的数据口径常被引用:仅1992年辞去公职的海关及机关干部即数以万计,全国当年申请下海的干部数以十万计,其中“停薪留职”成为最流行的变通方式,保留编制、停发工资、自谋生路。“92派”一词的发明者正是陈东升,他在2012年亚布力论坛系统阐述:这是指小平1992年南巡以后,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等单位辞职创业的企业家,领导力和企业家才能大量从体制内配置到市场,中国从92年开始有了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代人与《1944代企业家群像》的分野清晰:1944代是“生逢其时”(年龄窗口对齐改革),92派是“选逢其时”(拿着铁饭碗的成年人自愿跳进市场);前者的难题是产权不清,后者的难题是如何把体制内学到的制度知识兑换成商业能力。
下篇预告:下一篇写陈东升,给这代人起名字的,恰恰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