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支付便利化在入境消费场景铺开,但跨境支付仍受清算规则、数据合规与利益分配制约;规则兼容和多边监管协同决定其能否走向人民币国际化。** **要点** **1. 场景扩张推高制度成本** 11月进博会、APEC深圳会议设退税专区;财付通支持60个境外钱包,外卡内绑覆盖7大卡组织。但每新增接入或场景都增加接口、联调和数据治理成本。 **2. 人民币竞争重在规则与治理** 美元壁垒来自代理行、报文标准、美元清算和金融市场生态闭环。人民币除扩大CIPS规模,还需统一接口、数据合规、清算互操作和监管协同,从通道可达走向规则兼容。 **3. 替代路径与“三合一”决定零售接受度** “外卡内绑”仍走Visa、Mastercard规则;硬钱包凭护照可申领但缺商户覆盖和争议处理,替代路径要成主流需激励相容。全国首个退税、换汇、支付“三合一”落地,粤桂琼“即买即退”跨省互认;退税款可选人民币现金、数币硬钱包或电子钱包,并与换汇、消费闭环。
外国游客来华付款卡在哪?专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还要闯“规则关”
2026-11-21 13:34

外国游客来华付款卡在哪?专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还要闯“规则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时代周报 ,编辑:梁励,作者:宋珂欣


人民币支付便利化,正在入境消费场景中集中落地。


11月,进博会、APEC深圳会议期间,多个离境退税专区设立,“现金+银行卡+电子钱包+数字人民币”多元退税矩阵加速搭建。与此同时,财付通“外包内用”已支持60个境外主流电子钱包,用户无需更换App即可在境内扫码消费,“外卡内绑”覆盖Visa、Mastercard等7大国际卡组织。


这并非孤立的场景优化。央行行长潘功胜此前明确表示,将继续完善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付系统跨境互联,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活动的便利性。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


不难看出,支付系统跨境互联已被置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序列之中。


场景铺开和通道覆盖进展明显,但跨境支付的制度接口尚未完全打通。每接入一个电子钱包或卡组织、每新增一个退税场景,都伴随接口开发、系统联调与运维投入,叠加多部门协同、海关核验和数据治理成本。


支付便利化只是入口。当入境场景的支付堵点被逐一打通,人民币跨境支付要从“通道可达”走向“规则兼容”,还需要具备哪些制度条件?对此,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


△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图源:受访者供图


时代周报: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看,应如何理解推动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便利化的举措?这一举措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杨涛:国际货币竞争在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层面的关键维度可以概括为三层:接入权、规则定义权和治理权。接入权决定谁进入网络;规则定义权决定报文标准、合规审查和费用结构由谁主导;治理权决定网络升级方向与争议解决机制。


以美元体系为例,其壁垒不在单项技术,而在代理行体系、报文标准、美元清算与深度金融市场共同形成的生态闭环,由此参与者越多,流动性越深,转换成本越高,三者互为强化。


这对人民币的启示是双重的。


一方面,加快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CIPS)等跨境支付清算网络的规模增长是必要基础;另一方面,提高本币结算在真实贸易和投融资中的实际权重、规则的外溢能力、治理层面的参与度,才决定人民币支付网络能否从“可用”走向“不可或缺”。


时代周报:要实现不同钱包和卡组织在支付系统底层直接兼容,还需要具备哪些制度条件?难度如何?若实现了,会对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带来怎样的影响?


杨涛:当前,跨境支付的技术对接成本正在下降,但接入方式仍以双边安排为主,意味着边际技术成本下降,边际制度成本上升。每新增一个钱包或卡组织,都要重新谈判规则、责任和费用。


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解决的是信息转接分发层面的“一点对接”。它仅负责清算信息流转,不涉及资金实际划转,不直接触达底层清算规则的互操作。因此它降低了前端接入成本,但未替代真正的制度协调。


推动底层兼容至少需要几方面的保障,如:统一的报文与接口标准、多边认可的数据合规与隐私保护框架、可互操作的清算结算规则、各方接受的费用分摊与风险责任安排,以及监管机构之间的常态化协同机制。


其中的难度在于,清算规则的重叠、数据跨境合法边界和既有商业利益再分配等,都超出单一市场主体的处置能力,需要监管层面的多边制度协调。


若底层兼容取得实质突破,人民币支付网络的角色将随之发生重要变化:不必以替代既有网络的方式进入市场,可成为多网络缝合架构中可兼容接入的节点。


时代周报:目前“外卡内绑”仍主要走Visa、Mastercard等国际卡组织的清算规则,“外包内用”和数字人民币硬钱包提供了替代路径,但尚未成为境外旅客的主流选择。在现有卡组织清算规则仍占主导的格局下,这些替代路径要从“补充”走向“主流”,关键靠什么?


杨涛:关键不在技术可用性,而在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


替代路径在技术层面已经具备相当条件,如数字人民币硬钱包无需绑定银行卡、无需依赖网络,凭护照即可申领等。但与之相比,卡组织体系提供的不只是支付通道,还有成熟的争议处理、拒付机制、商户覆盖和用户认知。


替代路径的进一步扩展需要几方面条件。


第一,受理端达到卡组织量级的商户覆盖和可靠性,且收单市场能形成可持续的商业回报,而非依赖阶段性补贴。


第二,用户端在资金安全、数据治理和争议救济上形成清晰可预期的规则,使用户敢于将其作为日常选项而非备选。


第三,网络效应从单向走向双向,不仅要是境外用户来华消费的单向流动,而且当境外用户在离开中国后仍能获得持续的网络服务。


时代周报:全国首个退税、换汇、支付“三合一”集中退付点已落地,广东、广西、海南实现“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境外旅客可自选口岸离境。如何看待“支付+退税+换汇”制度集成的意义?这种衔接对制度型开放框架下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推进会带来什么影响?


杨涛:“三合一”退付点的意义,在于把退税、外汇管理、支付清算三个分属不同制度逻辑的环节,在操作层面集成为一个境外主体可一站式完成的制度界面。


制度型开放的核心不只是降低关税或放宽准入,更在于让境外主体面对一体化界面而非碎片化门槛。


对人民币跨境使用而言,当退税款可以自主选择人民币现金、数字人民币硬钱包或电子钱包接收,并与换汇、后续消费形成闭环时,人民币的角色就从“需要兑换才能使用的货币”,转变为跨境消费链条中具有实际可用性的计价和支付载体。


退税资金的币种选择和到账方式,是人民币在零售跨境场景接受度的一次真实压力测试。货币的国际使用,最终由无数微观主体使用意愿累积而成,“三合一”所做的,正是把这种微观意愿转化为可操作、可持续的模式。

频道: 商业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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