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人口研究》1997年1月刊
作者｜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头图｜虎嗅，拍摄于2022年1月17日
最新人口数据显示，2021年人口出生率创72年来新低，年内人口净增量48万为1962年来最低。面对这一现实，各界担忧：老龄化和少子化的人口结构，恐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长期负面影响。
事实上，对于这一局面，我们人口研究领域早有预见。在这篇25年前的人口研究论文中，作者当时预判：
（1）21世纪中国人口总数将继续增长，在2020-2030年代达到最大值，区间为14.27亿至15.12亿。
（2）无论哪种生育政策，老年人口总数在2040～2080年代，都将保持在3亿以上，最高达3.7亿左右。
（3）人口老化趋于严重，2020～2040年代老化速度最快，老年人口比重将超20％，2060年代将超25％并继续增长。
（4）由于选择的生育水平都在更替水平以下，中国人口未来会出现负增长。
作者当时建议：无论采取何种措施，202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都无法避免人口规模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的两难局面，这个根本矛盾，是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口再生产规律所决定的。为此，必须未雨绸缪，改变那种片面强调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压力、夸大人口数量对社会经济发展消极的观点，纠正“少生就是一切”和“中国人口问题就是数量问题”的一边倒认识，尽快把人口年龄结构调整纳入人口政策中，及时调整当时严格“一孩”计划生育政策。
本文原载《人口研究》1997年1月刊，原题为《不同生育政策选择与中国未来人口》。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1995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己降至10.55‰。中国人口转变已基本上进入了出生、死亡及自然增长水平的“三低”阶段。然而，作为基数庞大的中国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不仅人口惯性增长将继续存在，而且生育水平也不十分稳定。
从19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至今，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已经得到抑制，而且人口年龄性别结构也已发生急剧的变化，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而这一切都是与现行和未来计划生育政策直接相关的。
面对着中国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变化的新形势，非常有必要认真研究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未来人口数量和人口年龄结构的正负影响。本文正是通过不同生育政策条件下人口百年趋势的模拟分析，探讨未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可调性和选择性。
文献回顾
早在1980年代，中外人口学者在注重研究中国人口控制的同时，就开始关注不同人口生育政策对未来人口数量目标的影响。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参数假定，对未来中国人口进行了不同预测。
宋健等科学工作者是我国人口预测较早的一批学者。1980年《光明日报》发表了他们的初步预测结果。随后在他们的专著《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和《人口控制论》中又提出了完整的结果。在宋健等学者人口预测模型中，虽然没有分城乡，也没有假定不同死亡水平的多种方案。但不容否认，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模型是我国80年代初期为数不多的最有影响的预测模型之一。
80年代中期，国外一些学者也十分关注我国未来的人口。
1986年美国人口学者Bannister以1982年第一次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利用城乡人口预测模型，预测了1982年至2000年的人口。Bannister的预测不仅考虑了城乡生育、死亡差别，而且还考虑未来乡村人口转向城市的趋势，这种预测似乎更适合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然而，Bannister预测过于简单，既没有进行多种方案预测的比较，也没有进行长期预测。
日本人口学者 Naohino Ogawa也利用了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人口未来70年进行了预测。Naohino Ogawa模型的最大特点是考察了不同死亡水平与不同生育水平的组合。预测结果表明，未来不同的死亡水平对中国未来人口总量和老年人口的比重影响很大，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是人口老化最快的国家。不论是老年人口绝对总数还是日趋增高的老年人口比重都将给未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竣的挑战。
1990年代，中国人口学者又利用新的数据对我国未来人口趋势进行了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林富德、路磊二位学者在分析研究全国1990年代计划生育形势的基础上，利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对未来的人口进行了预测，提出了三种生育率方案的设想，同时根据国情和参照国际经验，对城乡的变化趋势和死亡水平的变动也作了假定。作者认为总和生育率2.3的高位假设是一种应该避免或具有警告性的设想，而中位与低位设想应该是努力的方向。在中位与低位的生育水平下，总人口最大值分别是15.19亿和14.41亿，出现的年份大约2033年和2030年。在中位生育率设想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将在由1990的5.6％上升到2020年的10.9％，再上升到2040的19.5％。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严峻形势也是无法避免的。
1990年代初，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曾毅教授在建立了全国城—乡人口动态预测模型的基础上，根据1987 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近200个各种人口参数的不同组合，充分模拟计算了中国人口发展趋势，深刻揭示了未来人口发展过程中诸种矛盾相关方面彼此消长的各种可能性（曾毅，1990，1991）。
与以前预测模型相比，曾毅教授建立的城—乡人口动态预测模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充分考虑到农村、城镇人口的巨大差异及农村人口向城镇转化的因素；其二，严格按队列测算1987年（人口预测的起点年份）以后的单岁年龄别生育率。这样可保证在平均生育年龄变动的情况下计算的准确性，从而使我们能就平均生育年龄的逐步提高对我国人口发展将带来何种影响作出科学的分析。
在比较了众多的方案选择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中生育率方案是未来人口规划的理性选择，这一方案是在中死亡率水平的条件下，假定农村生育率由1987年的2.50下降到2050年的替代水平，城镇总和生育率从1987年的1.9下降到2050年的1.7。这是一个既可以避免下世纪人口总数太大，又可避免老年人口比例太高的较佳生育政策选择（曾毅，1990）。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上述学者有所不同，在预测人口的不同方案中，我们以可能出现的不同的生育政策来确定不同的生育水平，而不是假定高、中、低等不同方案，这样就把明确的生育政策内涵与未来人口联系起来，从而可以深入研究不同生育政策对我国未来人口趋势的不同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首先是在利用前人研究的成果基础之上，尤其是利用曾毅教授提供的城—乡人口动态预测模型及计算机程序软件，在假定不同的生育政策条件下，对我国未来100年的城乡人口进行了趋势预测；其次，本文中这种百年预测目的并不在于准确无误地描述未来的人口数量和结构，而在于为今后政策调整、政策选择提供一种前瞻性、趋势性的理论分析依据。
不同生育政策条件下人口百年趋势的模拟结果
（一） 几种不同的生育政策假定方案
不论对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有何分歧，有一点认识应该说是一致的，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人口数量不可能继续无止境地增长下去，人口自身再生产在未来至多只是一个简单自身再生产。因此，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首先是积极主张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鉴于这种基本的认识，本文不假定存在着鼓励人口继续增长的生育政策，即不假设存在着总和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的预测方案。
根据现行和未来可能出现的生育政策，本文的政策模拟预测只考虑中死亡率水平条件下的四种生育率假定方案，但无论是哪一种选择，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方案。
方案一：“两孩”政策调整方案，即中生育率水平、生育率模式不变方案。
这一方案的生育政策内容是，允许广大农村妇女终身平均生育二胎，城镇妇女在21世纪初调整到可生育二胎。
方案以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即乡村人口的时期总和生育率为2.54，城镇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1.55为起点，假定到2000年，乡村同批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即终身生育率）下降到2.10，而城镇同批人的总和生育率调整到1.70（考虑到目前城市年轻夫妇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要或只要一个孩子，有理由相信届时即便是政策给城市居民放开到两孩，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也回升到2.00），且一直保持不变，乡村妇女同批人的总和生育率到2010年再降到2.00，即平均每年乡村妇女终生只生两孩，并保持不变。在此方案中，生育政策未对城镇和乡村的妇女生育模式作进一步要求，即假定城镇和乡村的妇女生育模式基本上保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不变。
方案二：“晚育两孩加间隔"政策调整方案，即中生育率水平、生育模式变化方案。
这一方案的生育政策内容是，对城镇和乡村妇女的生育数量要求与方案一相同，但本方案的生育政策还进一步要求晚婚晚育和孩次间隔，即要求城镇和乡村妇女的生育模式变化。
这实质上是“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两胎生育政策。在本方案中，晚育和间隔是通过妇女生育中位年龄变化来反映的。因此，假定到2000年，农村妇女的生育中位年龄由1990年的25岁提高到26岁，城镇妇女由25岁多提高到27岁，并逐渐升高；到2050年，乡村妇女的生育中位年龄提高到29岁，城镇的提高到30岁。
方案三：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即低生育率方案。
这一方案的生育政策内容是继续一直坚持现行生育政策，即城镇一对夫妇准许生一孩，大多数农村开放女儿户即平均1.6孩。
从目前现行生育政策执行的情况看，农村绝大多数地区离现行生育政策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本方案假定，继续加强实施现行生育政策的力度，使农村现在高出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到2000年降至2.00，到2010年实施妇女终身生率1.6。城镇到2000年降至1.20，基本实现一胎化，并一直保持不变。
方案四：现行生育政策晚调方案，即U型生育率方案。
这一方案的生育政策内容是继续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与方案三不同但与方案一和方案二相同的是现行生育政策要调整，但又与方案一和方案二不同的是，调整时机的选择不同。假定城镇和乡村继续实施严格的现行生育政策，乡村同批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到2020年才由1.60调整到平均两孩，城镇到2020年允许生育二胎。
此外，还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例如，按照现行的生育条例，双方均为独生子成婚的可生育二胎。从下世纪初起，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符合这一条件，城市人口将自然过渡到可生育两胎，如果届时农村人口也允许生育二胎，这便是上述的方案一或方案二；如果继续坚持农村现行的“一孩半”政策，笔者认为，这种城市宽农村紧的局面不大可能出现。因此没有必要假设这样的生育政策方案。
在以上四个方案中，假定它们的死亡率水平及模式变化不同，城乡人口迁移模式相同、城镇化水平相同，上述方案的各类假定参数见表1-4。
（二） 预测结果
无论是哪一种生育政策选择，未来中国人口都会在人口数量和年龄构成两个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
（1）总人口的数量变化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我国总人口为11.30亿人，其中城镇人口2.96亿，乡村人口为8.34亿。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6.19％，乡村人口为73.81％，按照以上方案假定的参数预测，未来中国人口总数的变化见表5。
预测结果表明：无论是哪一种方案，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人口自身再生产的惯性规律，中国人口将继续保持增长，并在本世纪末人口总数将达12.88亿左右。在21世纪以后，各种假定方案有不同的预测结果。
方案1中，人口在2034年达最高值，总数为15.12亿左右，然后开始下降，到2090年全国人口降至11.71亿左右。
方案2中，人口总数于2031年达最高值，总数为14.86亿左右，然后开始下降，100年以后即2090年人口的总数为11.00亿左右。
方案3中，人口于2024年达到最大值为14.27亿左右，然后人口开始急剧下降，2050年人口总数为12.70亿，到2090年，人口总数降至7.21亿左右。
在方案4中，人口于2026年达最大值，其总数为14.30亿左右，然后开始下降，百年之后，人口总数为9.52亿左右。
从中生育率假定到低生育率假定，中国未来人口的最大值在14.27～15.12亿之间，最小值在7.2～12.5亿之间。这就是未来中国人口数量变化的前景。
（2）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化
未来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化，是今后出生、死亡和迁移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整个中国人口来说，国际迁移相对很小，可以忽略其对年龄构成的变化的影响。在以上四个方案中，由于假定了相同的死亡水平以及模式，所以未来人口年龄的变化只受不同生育率水平和生育模式的影响。表6列出了四个不同方案中各年份的人口年龄构成。
在死亡水平相同的情况下，生育率水平低、少年人口的比重就小、老年人口比重就大。所以，中国的年龄构成变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未来人口中的少年人口比重越来越小，老年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
在中生育率水平的假定下，如果生育率模式不变，到205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为23.0％。如果生育模式发生变化，老年人口的比重为23.8％。2060年，两种条件下的老年人口比重都会超过25％，即4个人中，至少有一个是老人。在低生育率和U型生育率水平假定下，不到205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便超过了25％，到2060年以后，达到并超过30％。
在不同方案下未来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变化也很不同，方案1的变动比较小，而且朝钟型即朝静止型人口的金字塔过渡；方案2中，年龄构成变动也相对平缓，逐步修平突兀不齐的人口年龄金字塔；方案3的年龄构成变动最大，100年以后，人口年龄构成成倒金字塔。方案4中，年龄结构也有较大的变化，而且由于生育率继续下降到低水平再回升。所以年龄金字塔还呈现出突兀不齐的特征。可见，不同生育水平极大影响着未来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3）未来人口的时期总和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
无论是中生育率方案还是低生育率方案，我们基于现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这样的现实，选择的都是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但是由于人口自身再生产的惯性和周期规律，中国人口增长并没有即刻静止。不同的生育水平，将于不同的年份达到零增长和负增长。
2000年以后，全国时期总和生育率都在2.00以下，四种方案达到人口零增长的年份不一样，按方案1假设，中国人口于2034年左右达到零增长并进人负增长期；按方案2，中国人口将于2032年左右达到零增长；方案3于2025年左右达到零增长；方案4于2027年达到零增长。最快达到零增长的低生育率方案与最迟达到中生育率方案相差9年。中生育率并提高平均生育年龄方案与U型生育率方案相差5年。
人口形势与未来生育政策选择
（一）未来人口的基本形势
我们从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以及人口增长趋势三个方面描绘了我国未来人口的图景。从以上的结果我们看到，无论是选择哪一种影响人口未来的生育政策，中国人口未来的变化都将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其一，中国人口总数继续增长，在21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最大值，值域区间为14.27亿至15.12亿；
其二，无论哪一种生育政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在21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都将在3亿以上，最高达3.7亿左右。即21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与现行和未来的生育政策无关，只与现实的既定人口有关；
其三，中国人口老化趋于严重，在21世纪20～40年代，人口老化速度为最快。届此，中国老年人口比重都将超过20％，21世纪60年代超过25％，并将继续增长；
其四，由于选择的生育水平都在更替水平以下，所以，中国人口未来都会出现负增长。
这些事实表明，在今后三四十年间，中国人口还将继续增长，而在21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将同时面临着数量规模性问题和年龄结构性问题，无论我们今天采取何种措施，都无法避免人口数量的再增长和人口数量与结构问题同时出现，这是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口自身再生产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二）两种不同的生育政策主张
面对着未来中国人口的困境，使我们在如何选择调控人口的生育政策上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数量的巨大压力，都希望人口数量尽快停止增长甚至负增长；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问题。
对中国未来人口，使二者完全统一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点已在预测方案中得到证实。因此在主张控制人口数量的大前提下，生育政策的选择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人口数量仍然是主要矛盾，必须继续坚持严格的现行生育政策（即方案3、4）；另一种是主张把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整纳入人口数量的控制之中，调整现行政策（即方案1、2）。
第一种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
其一，庞大的人口数量还将继续增长，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与资源环境、与发展的不协调关系，如人口与耕地、人口与粮食的矛盾。严重地威胁着人口、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实现；
其二，未来庞大的老年人口总数将成为事实，缓解当前严格的生育政策并不能改变这一既定的事实，这是由现实的既定人口和低死亡水平决定的。因此这些人的养老只能靠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其三，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中都不会出现劳动力资源短缺，严格的生育政策有利于解决业已存在的劳动力过剩问题和潜在的失业问题。
（三）生育政策的选择
毫无疑问，第一种政策主张充分地考虑了中国严竣的现实与未来，有其客观基础，或许还不够全面。
事实上，这种一味只强调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要矛盾的主张不利于我们对中国人口问题全面而深刻的认识。片面地强调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夸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会使我们陷入“少生就是一切"和“中国人口问题就是数量问题"的错误认识中，在实践中也就会忽略人口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其次，这种政策主张，忽视了由于严格控制人口数量而导致远期人口年龄结构剧烈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
从以上政策模拟预测分析中可以看到，如果一直坚持现行的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政策，未来人口的数量的确会锐减，但年龄结构也会产生剧烈的变化。例如50年之后，中国人口数量为12.7亿，老年人口比重为26.7％，百年之后人口为7.2亿，老年人口比重为40.3％。
虽然人口数量达到了许多学者主张的“适度人口数量”的目标，但却是以总人口中2/5是65岁以上人口为代价的，中国人口老化虽然有其必然性，即便是没有生育政策的干预和影响，人口也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趋于老化，但是生育政策却与中国人口老化加速紧密相关，生育政策越严厉，人口老化越严重。
由于中国人口老化最快的时期是发生在下世纪20年代以后，而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将是滞后的，因此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剧烈变动给发展带来的严重后果可能是现在无法完全预见的，但发达国家这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20世纪末一些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口比重已超过了10%，而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人均1～2万美元左右，既使这样，仍有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感到人口老化的问题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
以发展速度最快、国家实力最强的日本为例，据报道目前日本本土老人问题己经变成日本经济增长迟缓、家庭制度与社会结构改变的主要原因。日本“银发族”面临了许多问题，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养老金问题。根据日本东京经济金融研究机构的资料，现在每6.1个成年人养活一个老人，而在2025年，就变成了每2.4人要养活一个老人。日本政府的养老金也逐渐面临囊中羞涩的窘境，如果依照现在的速度来看，在2001年，养老金将超过薪资支付金额，到2010年日本政府就付不出养老金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在位的日本村山富士内阁已决定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
对于中国人口老化问题，1980年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劳伦斯·克莱因在1994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中国现在也面临日本当年的情形。但是，今天的日本却要付出代价，它面临着一个老态龙钟的人口结构，而小孩子则大为不足。这种情形的出现是日本在40年或50年前始料不及的。因此，中国应当用“瞻前"的眼光来对待老化问题，中国决策者要谨慎以待这个问题。
可见，过度老化的人口是无法支撑起一个要正常运转的社会的。我们必须充分重视人口过度老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固然，调整现行的严格生育政策并不能改变庞大老年人口数最的事实，也不会使业已存在的劳动就业压力缓和减弱，但可以调节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没有一个较合理的人口结构，没有一定比重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经济的快速发展便不能实现。而没有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没有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都将受到很大的影响。
此外，这种生育政策忽视了人口自身再生产的规律性。人口自身再生产具有周期长、惯性大等特点，若以生育政策干预人口再生产过程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生育政策对人口的调节是缓慢的，也是滞后的，必须“未雨绸缪"。譬如，到下世纪三、四十年代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如劳动力年龄老化较突出，届时再想利用生育政策调整人口年龄结构，短期内将不大可能达到目的（方案4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有着深刻的教训。早在50年代，一批学者如马寅初先生等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中国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消极一面，主张控制人口。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其中也包括对人口自身再生产规律缺乏认识，致使我国人口膨胀到70年代初8亿之多，到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时候才开始实行计划生育，至今乃至今后几十年我国都将负背着人口数量的巨大压力。
可见，由于人口自身再生产的特点，对人口调控必须从长计议，对人口年龄结构的调整也必须如此，错过调整的时机，我们就有可能再重蹈覆辙。因此，这种生育政策主张不应该是我们未来的选择。
结论
通过对生育政策的模拟分析，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生育政策对我国未来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的不同影响。而无论今后采取什么样的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在21世纪二三十年代都将处在一个人口数量庞大和人口老化加速的两难境地，这就是中国未来人口的图景，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要解决好我国现今和未来的人口问题，首先意味着我们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看待和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力求人口数量的控制与人口结构的调整达到统一；力求把解决现已存在的人口数量规模问题与解决远期的人口结构问题统一起来。既不以一味牺牲结构的合理来换取数量的减小，也不能为了强调结构的合理而牺牲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避免陷入一种“先眼前后将来"、“先数量后结构"问题的解决模式。从方案1、2的预测可以看出，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将趋缓，并最终走向负增长；但同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速度较之方案3、方案4慢，人口老化的程度也较之低。
事实上，这第二种主张（即方案1、2）更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其次，以政策干预人口过程必须尊重人口自身再生产的客观规律。中国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具有增长惯性大、变化周期长等特点，因此不能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急于求成，必须树立长期战略。
从中、长期人口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的未来人口生育政策只能在两难复杂的矛盾中权衡利弊做出选择。我们站在20世纪末看，相对而言，方案1和方案2应该是我们较佳的理性选择，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实际国情，方案2即“晚育两孩加间隔”的选择更为理想。这是一种把未来人口结构的调整纳入现行人口数量控制的明智的生育政策选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作者：李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