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业的挣扎、变局与期待
2022-03-30 16:13

旅游业的挣扎、变局与期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旅游(ID:travel_ifeng),作者:高舜礼(曾任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综合协调司副司长,中国旅游报社总编辑),编辑:李琦,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3月中旬全国又相继掀起新一波的疫情,波及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区,日检出核酸阳性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过千,让业界再度跌入失望的深渊,旅游何日才能走出疫情的阴霾?


自2020年初,武汉最先突发疫情并迅速蔓延全国,随即而来的诸多管控措施,令人望而却步、举步维艰,国内旅游被迫时断时续,国际旅游陷于停顿。我作为这场防疫抗疫的亲历者,感受到了疫情笼罩下的旅游之艰难、之憋屈、之无奈,也与业内很多人士一样思考和掂量了若干问题,积郁了若干想一吐为快的话语。


流动性的基本特征,让旅游染疫首当其冲


在应对这场长时间的新冠疫情中,文旅主管部门积极贯彻中央的抗疫战略,制定了具有旅游行业特点的一系列抗疫对策,如旅游行业疫情防控工作指南,规定了景区错峰、参观预约、限定流量、个人防护、卫生消杀等,跨省旅游经营实行“熔断”机制,暂停或限量旅游演艺或文化演出场所,暂停旅行社的“机票+酒店”业务,暂停经营旅游专列业务,暂停经营进出陆地边境口岸城市的跨省团队旅游,对全国旅游行业的疫情防控确立了规范和指导。


行业中一度提出避免从旅游渠道传播和扩散疫情的说法,这从响应国家抗疫的要求来看,无疑是很积极的态度,也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从旅游的专业特性看,人员流动是旅游最基本的特征,也就是说只要有旅游行为,就得有人员流动,就得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就得与不同地方的人员接触,否则怎么区别居家与旅游呢?


因此,避免旅游活动传播和扩散疫情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即使把全国各地的旅游活动都停下来,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从旅游的专业概念说,它也包括了商务旅行、因私旅行、自助旅游等,也就是说只要还允许交通工具运行(包括飞机、轮船、汽车、自行车),专业概念的旅游就是存在的,这也是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的2020年全国旅游出行比上年下降12.1%的口径。如果我们承认这项统计的口径,那么一些在外地出差而传染的病例,实际上也应算作是旅游者,只是他们并非团队游客而已,否则商务客人、自助旅游者就应该踢出“旅游”统计范畴了。


2021年7月下旬,张家界发生的疫情蔓延,经医学排查系由于3位大连游客途径爆发疫情的南京禄口机场受到感染,之后游客在武陵源景区观赏“魅力湘西”的演艺而使受感染范围扩大,这个案例就打破了“不通过旅游渠道传播”的美好愿望,迫使行业退而改说确保疫情不从文化和旅游领域扩散。


传播与扩散有多大的区别?恐怕也是不大好厘清的。避免疫情通过哪一个行业或职业传播,自然是很有难度的。一个国家、地区、单位、社区,只要还有工作、生产和生活,就必然会有人员的流动和交集;旅游行业更是如此,既然是以人员流动为特征的行业,就注定了传染疫情的概率会高一些,关键是主动设法预防、防控和减少,一旦出现疫情,抓紧去溯清源头、做好围堵、精准施策、控制传播就行了。


这件事儿反映了旅游行业思维的惯性,就是一直处于大旅游与小旅游范畴的矛盾中,讲产业规模、谈旅游统计、论旅游贡献,一定是用大旅游、专业旅游的概念;讲行业事权、管辖范围、事故责任,一定是小旅游概念;在惯常的行业管理中,仍习惯于把团队游、A级景区、星级酒店作为关注的重点,把除此以外的相关业态和业务领域作为旁系(与嫡系相对的)


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所能管理的直系领地仅是产业领域的一部分,甚至是数量上的一小部分,以A级景区为例,除此以外的众多旅游吸引物、旅游接待点,难道就不算是旅游领域?这类问题,只有在未来着力加以研究和突破,旅游业才能得到更好发展。


旅游的敏感与脆弱性,使“口红效应”也难扮演


旅游产业有哪些特征?新冠疫情再次触及了这个话题。由于疫情的突发和防控的需要,一些酒店预订好的酒宴、旅行社预先组织的旅游团,一夜之间都得全部取消预订,此前一切的大量成本付出都“一风吹”。旅游业这样的特性算什么?是敏感,还是脆弱?两者是差不多的,就是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区别在于“脆弱”更强调了受影响的程度,也就是“敏感”到了一碰就脆、就碎、就崩了。


或许业外人士会问,这是否与旅游行业一直高唱的“朝阳产业”自相矛盾呢?其实,未必是矛盾的。旅游业有许多个产业特征,朝阳产业是其一,说的是其发展前景;敏感性或脆弱性也是其一,说的是与外界影响因素的关系。


从一些现实事例来说,用“敏感性”来形容旅游业,或更具有包容性、覆盖性,既包括对旅游负面影响的因素,也包括对旅游助力的一些因素。例如,90年代初,我国酝酿兴建长江三峡大坝,社会上一度流传大坝修建可能影响三峡景观的顾虑,就导致了大坝开工前(1994年底)数年的三峡旅游火爆局面。


有人拿2003年我国发生的非典疫情与现在的新冠疫情做比较,这在新冠疫情初发阶段有某些可比性,但随着疫情的持续蔓延,不可比性就越来越多。


一是疫情发生的国别不同,当时仅局限于我国,现在则是全球多数国家;


二是局地与全面之差别,那时疫情以广东和北京最重,如今则是“一片红”(西藏也曾出现1例)


三是短期与常态化之别,非典仅仅持续数月,而今则是没完没了、2周年还未见底、新型病毒不断衍化;


四是轻微与深重之别,那时受到影响的行业和省份是少数,而今则是影响到各行各业和生活方式、生活质量;


五是媒介传播的放大效应。这次抗疫被作为全国性的头等大事,电视新闻把它作为了固定板块和内容,每天轮番进行播报,也有因防疫不利而一些干部被问责;再是现在多数人都有了智能手机和微信之类,人人可以随时参与发声,所以声响也就格外大了。


拿旅游业受影响程度打个比方,非典时整个产业只是蹭破了皮、伤了只胳膊,如今则是体无完肤、四肢受损、身负重伤。


记得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时,旅游业被誉为“一枝独秀”,尚能发挥“口红效应”。这种效应被作为一种有趣的经济现象, 就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人们为满足消费欲望,转而购买比较廉价的商品,也叫“低价产品偏爱趋势”。口红就被当作这类廉价物品的代表,可对消费者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再者,遭遇经济衰退以后,人们的消费能力降低了,要花钱也只能是“小闲钱”。旅游在这种情况下,就常被作为“口红”效应之物,总体花费不会很大,却可以让人们心情愉快。


在当今的在新冠疫情之下,旅游欲做“口红效应”也不容易,时是防疫政策不允许出游,有时是游客自身担忧出门感染或防疫加码,也自动减少了出游活动,由此反映了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对旅游活动影响的严重程度。客观而全面地认识旅游产业特征,不仅对业内人士有好处,对主管部门把握全行业也有好处,就是对即将进入旅游行业的投资者也有好处,这应该是新冠疫情给业界的一个启示。


众说纷纭终觉浅,受灾实况问企业


就业界对疫情危机的反映看,共性是痛感疫情影响之缠绵和深重,个性则是对疫情具体看法和应对上的差异,有关论点具体反映在对新冠疫情的研究、判断和解读上。比较有印象的一些论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有关疫情走势。何时是拐点,何时看到曙光,何时会结束,业内人士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和信息,做了众多的预测和研判,共性之处是大多过于乐观、过于性急了,实际情况是疫情总是深不见底。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初发的2020年春,有研究者借鉴近20年前的非典疫情的走势,对新冠疫情的发展做出研判,认为疫情不久就将过去,旅游马上就会“报复性增长”。从随之而来的实际情况看,这种判断是超前了,但“报复性增长”已在业界留下了抓铁留痕般的印记。


二是有关呼唤纾困。国务院和各级政府积极研究纾困政策和措施,出台了若干个意见和文件。国家文旅部也设法帮助旅游企业解决困难,出台暂退旅行社质保金规定、加大落实金融政策为企业纾困等文件,从主流媒体的报道看,这些措施都收到了雪中送炭、久旱甘霖的作用;但从网络媒体、社交平台、座谈会等渠道的信息看,由于旅游企业受困面太大,企业类型多种多样,有关纾困措施可能是杯水车薪、难解饥渴。


例如,有的省份宣传如何着眼稳定旅游市场主体的“基本盘”,也就是旅游重点企业,实质性的现状恐怕是众多中小企业管不了,它们除了享受一点普惠的毛毛雨,只要靠自己去苦熬硬撑了。有关旅游协会召集了企业纾困话题的座谈会,能够参与都是顶级的龙头大企业,所提出的减免地产税之类的建议也难落实,至于诸多小企业的纾困呼声,一则很难有正规渠道反映,二是面大量多也很难满足。人员流动受限以后,旅游业务就陷于停滞,也就没有了起码的收益。这个面太大了。


三是有关网络作用。这次疫情之下,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手机在抗疫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对旅游行业来说也是如此,不能聚集举办的活动,就转到线上举办;不能现场举办的营销,就在线上举办,同样可以收到扩大影响的效果;还可以进行网上带货,照样可以销售门票、预订酒店、旅游商品,显示出与传统企业相比的明显优势,大有有网络平台者就得天下的意味。


在这个背景下,也一度萌生、炒作出一个观点,就是“网络旅游”、“网上旅游”,一些旅游“票友”和少数业内人士也跟着附和,似乎是找到了疫情之下的世外桃源、灵丹妙药,大家不用出门、网上就解决出游的需求了。


其实,拿一个约友人下馆子的例子做比喻,就能很好的说明问题,如果你跟友人说咱改为“网上用餐”了,一道道的美食佳肴虽让人大饱眼福,但怎么说也不等于实际的吃饭呢。后来,由于业内人士谈旅游活动的基本特征等基础性概念,使得这个“发现”被釜底抽薪,也有一些人明确予以嘲讽和贬斥,之后这类说法就明显地减少了,只有搞网络平台的个别企业人和旅游“票友”还在情有独钟。


目前看,网上营销很火的势头也在削减,原因就是只宣传而难以出行,形成不了呼应和接续关系;网上带货虽曾一时甚嚣尘上,后来随着带货暴露了一些问题,尤其是315晚会曝光了带货的种种坑人猫腻,这件事情又逐步回归冷静和理性轨道。


四是有关行业受损。换言之,也叫作恢复到疫情前的什么程度了。这的确是很难作答的问题。


一是虽全国普遍受到疫情影响,但受影响程度不一样,有的地方是三番五次的疫情散发,管控措施一放即收、管多放少,有的则相对平稳或少发;


二是各地客源结构不同,以当地游为主的旅游地,与客源结构较完善的目的地是不同的,较多依赖外来客源的地区受影响较大;


三是不同产业要素受影响程度不同,有目共睹的重灾区是旅行社,尤其是出境游组团社,还有承包了海上邮轮的,其次是旅游演艺(涉及聚集性),再就是景区、酒店,接待客人少也还得维护。有相当一些旅游企业,甚至是“基本绝收”了。


当然,对行业受损的情况,也可从一些来源的统计数据去获悉,但未必过于当真,否则便会似是而非。如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2020年旅游业增加值为3.6429万亿元,比上年下降10.6%;再是旅游研究院发布的统计数字,除了年度性的大数,还有季度性的、黄金周的。再就是上市旅游企业发布的数据,有对外公开的半年报、全年报,也要进行专业的分析和解读,切忌表面化、数字化。


例如,2021年全年有23家公司市值下跌,占比47.92%,合计市值缩水约5253.14亿元,有25家公司市值增长、占比52.08%,合计增加市值约436.35亿元。对这些数字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因为这些上市旅游企业都是产业结构非常多元的企业集团,与单一旅游要素的企业很不一样,其经营业绩也未必是业内人士所通常认为的旅游核心业务。要了解旅游业受损的真实情况,还是要多倾听一下旅游是主体业务的企业们的反映,包括大中小各类企业,包括旅游各相关要素的企业。


普遍受灾乃共性,各自应对显真能


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旅游企业纷纷奋起自救,十八般武艺全用上,可谓“八仙过海”,只要能够救亡图存,就是留得了青山。


旅行社在疫情下是受灾最为惨重的。这从与旅游诸多产业要素的对比可以看出。经营国际旅游的企业几乎绝收,经营国内旅游的则略好一些,它们抓住疫情受控的短暂“窗口期”,加紧开展短时间的经营活动,长则两三月、短则半月,随时面临被“点刹”、“猛刹”,收益也就是三瓜俩枣。


虽然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但对旅游消费链条的其它要素运行,则发挥了断断续续地拉动作用,包括酒店、民宿、餐饮、景区、购物等,这份贡献是要予以肯定的。一些旅行社为了谋生,被迫去卖货,甚至有的知名旅游社也给员工开了账户,助推了疫情下的“带货潮”,实际上是变相的自谋出路。


线上旅行社在应对疫情上显示了互联网资源的某种优势。在疫情初发时期,它们开展了大规模的网上直播、营销,成为疫情蔓延之下的别样风景。


有的网络平台的老板亲自披挂上阵,赢得了相当的关注度,收到了“种草”的一些效果,也售卖了城市周边的景区门票、冬季滑雪场门票,更好的还参与了冬奥会比赛门票的分销;有的旅游企业自己没有网络平台,也借助其它的、跟风式开展了带货促销,或举办一期期的公益讲座、线上培训,在公益的名义下,邀请的授课专家也无需付费,实际上获益的还是自我宣传。由于疫情影响仍旧在持续,网上的这一套做派路数已被看透,虽仍有人在叫卖,但关注者明显不多了。


大量的中小旅游企业处于挣扎拼命之中。诸如做规划、策划、营销、活动的中小企业,感觉最多的是严冬彻骨的寒冷,由于疫情之下很难签单、拿单,经营活动几乎处于停滞,人员裁减到不能再少,还是债台高筑、随时濒临倒闭。有时费力联络的业务或筹办的活动,就在临门一脚之时,突然因疫情趋紧而被叫停,损失和失望都是难以掩饰的。业内有人的说,疫情之下,旅游企业倒闭了上万家、数万家,大多指的就是这类。


短途游、就地游成为不得已之举。这是疫情影响打压之后的必然结果,旅游半径日渐萎缩,跨省市旅游频频受阻,乡村旅游、城郊休闲因无需远距离奔波而相对来说还有发展空间,但一旦沾上周边疫情的影响,照样也得关门或限流,只是惨淡程度没有其它业态那么重而已。对出游者来说,就地游、周边游都是疫情压迫和影响的结果。这种短途游大多以自助游为主,对旅行社来说就无利可图,住宿和餐饮也只有一点收益。


与之密切关联的是民宿客栈业态,受疫情影响程度难以一概而论,处于大城市周边的、具有市场影响力的、或者经营规模不大的,受影响相对要小一些;如果民宿是在客流量不足的地方、又是建设规模不小(不是民宿的本意,而是精品酒店),所受疫情影响也是较大的。业界有人认为,就地游是一种旅游趋势,这种论断尚待时间检验,它到底是疫情之下的暂时性现象,还是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红色旅游在过去一年算是亮点。主要是受益于建党100周年纪念活动的“红利”,各地在疫情之下还是组织了一些前往异地的参观或纪念活动,拉动了红色旅游的热度上升。客观的说,这股热仅是与其它旅游产品的比较,假如没有疫情的影响,建党百年的红色旅游肯定会更加火爆,拉动和辐射作用也会明显加大。


近些年,由于各级党委和政府认识水平的提高,红色旅游明显加快了发展步伐,加之建党百周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各地对红色旅游热情高涨,局部地区也出现了配套开发过热过多的现象,以党性教育基地为例,各地都建设了不同风格和主题内容的基地(起码到县一级),远远超过了实际能够接受教育的客源,随着中央限令每省不得超过3家,就注定了将有一批基地面临闲置或转型,红色旅游小镇的开发也有类似的隐患。


有研究者建议为应对疫情影响,旅游企业应调整经营方向、加快转型发展。这是不是一条切合实际的建议呢?其实,可否进行转型、考虑没考虑过转型、好不好去转型,企业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其他任何人说了都不好使。


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末,旅游遭遇外界因素的严重冲击时,也曾经有过这类的高论,其中最代表性的是“多种经营”的观点,通俗说就是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有的旅游企业也真的去“试水”了,有的增加了运输业务、有的去卖货,还有的去投资挖煤、开采石油了,然而没有过去多久,绝大多数尝试者铩羽而归,就是应了那句话,“专业的事儿,要由专业人去干”。一个只擅长做旅游的企业,贸然去做一个新的行当,且不说有没有足够的资金,转眼之间就成了一切都要从头学起的新手、外行。


在疫情长时间肆虐的情况下,很难说哪一种方法是最佳的生存之道,原因是旅游企业类型不同、大小有别、家底有厚薄,只要能够设法生存下来,就是“留得青山在”,在疫情常态化影响下就是难得的。


把准防疫与复产的平衡点,既有难度也很难得


新冠疫情蔓延以来,如何看待、评估、研判、应对,是各方面都一直关注的问题。回首2年多来,各方面的判断和论点,应该说在数量上是不少的,但大同小异的占了较大比例,也有个别论点比较突出或异类。


要说对疫情形势的研判与决策之高,首屈一指的是党中央、国务院。早在2020年春夏之交就做出疫情常态化的判断,并确立了总体的指导方针,在抗疫实践中体现了充分的前瞻性、战略性和指导性。比较核心的有几条:一是提出疫情常态化的论断;二是统筹科学防疫与恢复生产生活两手抓的原则;三是坚持严防死守、动态清零的防控。从两年多的疫情防控实践看,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恢复程度看,从与国际抗疫实践结果的对比来看,这套决策是成功的。


从各省市防控疫情的实践看,各地做法上差别还是较大的。3月初,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加快旅游业恢复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非常亮眼的一条就是清理防疫中的层层加码,要求严格贯彻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提出的“五个不准”,落实“三个不得”,受到了媒体舆论和业内人士的关注。


虽然没有过几天(3月中旬),全国疫情又一波趋紧,但认识到层层加码的危害性和主动清理层层加码仍是非常明智之举。也就是在这个关头,中部某个省提出对到达或返回该省的人员“实行进入即赋码、三天两次核酸检测”的监管政策,则受到社会舆论的一些质疑,质问这类规定是否属于中央明令要求的不得“加码”。


从有些统计数据来看,能否处理好科学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关系,能否在防疫中不擅自“加码”,直接关乎生产和生活的恢复,也关乎旅游业受灾的程度。据民航资源网统计,从国内六大航司(南航、国航、东航、海航、春秋航、吉祥航)2021与2019年的业绩看,情况较好的一是吉祥航空,旅客人数同比增长17.35%,二是春秋航空,旅客人数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这些现象或细节说明,把握好科学防疫与复工复产的关系,确实有利于生产恢复和服务业复苏;但同时也是非常有难度的,需要地方领导同志懂科学、有担当,否则防疫与复工的“平衡木”、“跷跷板”必定就要倾斜。


疫后旅游会咋样,亦喜亦忧难参透


由于疫情的反复无常,伏伏起起,何时会迎来疫灭大限,真是难以预测。新年前,我曾对这样的预测觉得有谱,即2022年“国内常态,出境渐放”,但随着3月中旬疫情的再次大幅反弹,心里也变得不再有底。


疫后旅游活动会怎样?能否当年就能恢复到疫前水平(2019年)?旅游产业会怎么样,能否疫后马上就开新局,或者很快进入品质旅游的发展轨道?


对此,不少业内人士提出了一些展望或预测,积累了不少观点和看法,除了已被检验不可能的“速胜论”、“报复性增长”的观点,有些印象的还有这么几个:


一是新旅游、新格局、新趋势。结合国家发展形势、经济格局、疫情影响等,认为未来或者疫后旅游发展会有明显的变化,提出了旅游发展方式、发展格局、发展需求的一系列的“新”。


二是“回不去”了。指的是回到哪儿,又是为什么,没有仔细加以分享。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还是说疫后旅游产业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格局,还是指旅游市场的需求会发生很大变化,对产品和经营的要求都不一样呢?


三是较为悲观的看法,这是相对前两种的观点,针对“一些专家还在鼓吹市场反弹,全面复苏一片大好”,指出2022可能是更加困难的一年,归纳了文旅行业几个关键词:熬,至暗时刻,变数。不是曙光,不是市场回暖,更不是一片大好。


我是如何估测疫情结束以后的情况呢?我认为,出游肯定会有明显的反弹和增多,但是能到什么程度不好断定;对旅游产业来说,利好的消息不会立马来到,需要有一个蹉跎和复苏过程,变数和未知的因素较多。


主要有4点理由:


1. 疫后民众的心理恐惧对决策出游有阻碍性影响。疫情过后,会有不少人迫不及待的出游,加紧出门放松一把;但也不排除很多人或更多的人仍旧有对疫情的心理阴影和障碍,觉得还是看一下、稳一稳、候一候也不迟,从而制约了出游欲望。


2. 疫后市场秩序潜在着不可预测的困扰因素。最浅显的是,像老百姓说的“萝卜快了不洗泥”,饿了2年多的旅游企业,一旦迎来客源开闸放行,岂能不会如狼似虎扑向市场,能否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会不会与历史上的某些时刻一样又打起了价格战?又会欺客宰客呢?常规的市场监管能力是对应平常状态的,遇到需求过旺的情况,不出问题、出少问题是不大可能的,所谓的品质旅游恐难以保证的。


3. 旅游接待设施和服务需要必要的复苏升温。为了应对长时间严酷疫情的冲击,绝大多数旅游企业进行了减员或转岗,勉强维持运转是多数企业的状态。一旦客源市场复苏,接待游客猛增,对多数企业来说需要招聘人员充实岗位,岗位培训和适应岗位的任务都很重。在这样的形势下,对全行业旅游接待服务的质量不应寄予过高的期望,就如同蛰伏状态的动物在惊蛰以后苏醒过来,很难立即身手矫健,需要有一个功能复原和长进的时段。


4. 疫后很多客源的经济实力需要逐步恢复。曾经看过一组数据,疫情之下有7.8亿人负债,到2021年底我国居民的总负债金额累计高达200多万亿元,人均负债率高达14.3万元;1.75亿人的90后群体,90%通过欠款来超前消费,人均负债率已高达13万元,意味着至少需用18个月的工资才能还清贷款。没有现成的旅游消费实力,或将是旅游复苏较大的绊脚石,即是出游人数不少,但花费肯定是不多的,所谓“旺丁不旺财”。


因此,即使度过了疫情的劫难,旅游运行和产业发展也不会焕然一新,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也不会是轻而易举。这就像一位大病初愈的患者,医疗和治愈必然要经历“病去如抽丝” 的过程,再恢复到强壮更需要时间。“病树前头万木春”,那是诗人笔下的描绘,是自然界的变化,轮到人类社会和经济现象就不同了,需要假以时日才能恢复。


当然,与疫情期间的旅游运行状况比,疫情结束会有立即带来变化的,起码“点刹”式的控制人流不会了,企业朝夕之间要断炊也不会了,但瞬息万变、焕然一新也不太可能。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仅表现在对疫情的研判、市场复苏的意见上,也应贯彻到对疫情之下人们生存状态的评判上。从疫情防控的角度说,人们最好不出门、少出门,有利于避免疫情扩散;从经济社会恢复的角度看,则只有保持一定量的人员流动,服务业和百姓生活才不至于停摆,对旅游业则更是生死攸关。


这两年,旅游业虽然遭受了疫情的沉重打击,但还是有不小的一部分市场主体挣扎着活了下来,也就是争取到了“留得青山在”,为疫后旅游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保留了复苏的希望和火种。是什么力量让它们活下来呢?是其自身积累的实力,就像是冬眠动物事先储存了足够的养分和脂肪;还是各级政府的纾困举措,让饥寒交迫的旅游企业久旱逢甘霖、绝处缝生机;还是在疫情稍缓的间隙里,由于那些不畏疫情感染而依旧胸怀“诗与远方”情怀、毅然出行和出游的人们?


或许这三个因素都有一些,但我更感佩那些勇敢的出行者和旅游人,正是他们无畏的就地游、周边游、跨省游,勉强支撑着旅游企业苟延残喘地活下来,使一些旅游企业“留得青山在”。因此,旅游业界应该挺直腰杆、发自内心的,向疫情期间所有的出行者和旅游人表示崇高的敬意!这份敬意,不仅旅游企业应该发自内心,也应该由旅游全行业发自内心;若允许说上一句貌似不着边际的大话,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也可以“人民的名义”表达这份敬意?


最后,期盼新冠疫情的阴霾尽快飘散,让心怀“诗与远方”情怀的人们自由地旅游起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旅游(ID:travel_ifeng),作者:高舜礼(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旅游报社总编辑),本文系作者3月28日在ACSC文旅研究院所作专题分享的发言,有所整理和删节,标题后加,编辑: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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