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梁伟（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陈锋（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教授，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原文标题：《青年职业农民的乡土嵌入机制与村庄再造——基于D镇返乡创业大学生的案例研究》，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青年职业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中坚群体，对乡村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在城乡社会变迁和国家政策引导下，青年职业农民群体大规模兴起。文章以多个返乡创业大学生案例为基础，分析青年职业农民发展的结构性背景，勾勒青年职业农民的主体肖像和经营特征。
青年职业农民是农民职业的自由选择者、现代农业发展的引领者以及多元产销资本的承载者，其在农业经营过程中具有产业选择上的地方资源衍生发展、用工制度上的家庭劳动与雇工结合、发展模式上的带动小农户衔接大市场等特征。青年职业农民的发展实践是重新嵌入村庄社会的过程，其通过主体嵌入、关系嵌入和政治嵌入机制实现了个人发展。同时，青年职业农民嵌入乡土的过程蕴含着再造村庄的社会效应，促进了乡村社会转型。
一、引言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并往返于城乡之间，推动着城乡社会转型。21世纪以来，农村青年的返乡运动也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流动形式，推动着乡村社会变革与转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青年人被寄予厚望，人们期望青年人成为乡村振兴的担纲者和中坚力量[1]。随着国家政策不断向农村倾斜，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劳动力双向劳动和双向就业的新局面[2]。
数百万返乡创业青年并非回流到传统农业，而是进入到现代农业及相关的二、三产业，关于这批返乡青年的报道也屡屡见诸网络媒体[3][4]。一些返乡青年已经扎根于农业，完成了从“工”到“农”角色的转变[5]。有学者将这部分返乡青年称为青年职业农民，并认为这部分青年是未来农业经营的主力军[6]。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青年职业农民与乡土社会的互动及其嵌入乡土社会的过程，对于理解乡村社会转型具有深远意义。
2. 文献综述
目前学术界对职业农民的研究聚焦于新型职业农民，且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对新型职业农民展开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与特征。一般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指的是长期从事农业经营，经过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等生产程序，将农产品引入市场的农业经营主体[7]。与传统农民不同的是，新型职业农民掌握现代农业生产劳动技能，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是具有生产经营管理能力的现代农业从业者[8]。
二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必要性、现状与问题。许浩认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助力农民剥离身份属性回归职业属性的有效途径[9]。部分学者对新型职业农民在乡村社会的结构性位置展开了讨论，认为他们是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10]，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力量[11]。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农业风险高、营商环境弱等[12]。
三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路径。学者们普遍认为必须加快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建设[13]，强化政府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职能[14]。此外，政府应加快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提升农民职业技能[15]。经济学视角着眼于青年职业农民的经济属性，从生产方式、宏观政策、制度体系等角度探讨青年职业农民发展的现实条件，但是忽视了青年职业农民的社会属性及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微观过程。
社会学对职业农民的关注相对较少。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社会学主要从青年主体的视角出发探讨职业农民发展的现实困境和社会基础。梁栋探讨了职业农民面临的市场与组织困境，并揭示了职业农民如何实现结构性突围[16]。刘腾龙通过对比分析两类职业农民的实践差异，探讨职业农民发展的社会基础[17]。夏柱智引入阶层分化的视角探讨青年职业农民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乡村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青年职业农民群体正在积极塑造新农民、新阶层的形象[18]。
伴随着新型职业农民发展，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知识、借助互联网手段发展生态农业的新农人群体涌现出来，他们具有政策信息的可获得性、技术运用的可实现性和农业产业的可操作性等特征[19]。通过媒体对新农人主体肖像的刻画，传统农民的形象发生改变[20]。总体来看，社会学对职业农民尤其是新农人的社会属性，以及他们如何嵌入乡土社会的研究存在不足。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青年职业农民发展理解为嵌入乡村社会的经济社会行为，考察其与乡村社会的微观互动过程。青年职业农民的主要来源是返乡创业青年，其中不少人是返乡大学生。返乡创业大学生经受过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文明的洗礼，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与传统农民的形象截然不同。这样一批青年精英群体在村发展农业经营，必然要与村庄社会发生关联。
农业与乡村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必然使得青年职业农民遭遇复杂而独特的社会嵌入问题[21]。返乡大学生长期在外上学和工作，这使得他们早已脱嵌于村庄社会。那么，能动的返乡大学生如何嵌入村庄社会从而实现自身发展？他们的发展行为又将对村庄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将以返乡大学生为经验案例，勾勒青年职业农民的主体肖像与经营特征，探讨青年职业农民与乡村社会的微观互动过程。
3. 研究方法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近三年来在全国多个地区开展的集体调研，调研涉及北京、安徽、湖北、湖南、浙江、河南等地农村。为叙述方便，本文主要呈现A地区D镇的经验，其他地区作为补充案例。D镇位于A市远郊区，距离市区不足100公里，在蔬菜水果种植和民宿旅游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D镇属于传统的农业乡镇，农业人口超过3万，农村青年大多数外出务工，在村人口以老年人和妇女居多。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A市加快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生活环境。此外，D镇于2014年陆续推动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推动农地经营权整合，完成了2万余亩农田的整体流转。上述这些变化吸引了不少农村青年返乡发展农业，从而成为职业农民。
在调查过程中，本文主要运用了深度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笔者所在团队曾于2021年12月在D镇开展集体调研，对当地乡镇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3个行政村的村干部以及部分返乡创业大学生进行了深入访谈，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同时，调研团队深入田间地头，观察返乡大学生的劳动过程及他们与村民的互动过程。截至2021年，据不完全统计，D镇从事农业的返乡大学生人数已经超过100人，学历均为大专及以上，年龄普遍在25~45岁。
二、青年职业农民的发展形态：背景、形象与特征
1. 青年职业农民发展的背景
近些年来，青年职业农民的规模持续扩大，逐渐成为农业经营的主力军，对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青年职业农民的兴起，是近年来城乡社会变迁和国家政策调整的产物。
（1）人地关系变革衍生发展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小农户经营成为农业经营的主流模式。21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使得农村人地关系面临重构问题[22]。
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导致农村空心化和土地资源低效使用，但也为农业规模经营发展提供了空间。在人地关系变革的背景下，国家积极推动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代农业。整合农村土地资源发展规模经营，不仅能够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且能够为从事农业规模经营的农民提供可观的收入。
（2）农业农村政策扶持青年发展。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加大对农村的水电路网、人居环境等领域的投入，与此同时，大力支持产业振兴，出台许多惠农政策。农村生活空间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持，是吸引农村青年返乡以及留在农村的一个重要原因。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培育青年职业农民”，此后的“中央一号”文件或多或少涉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相关内容。2015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对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给予了充分支持。在此背景下，一大批青年返乡创业，加入青年职业农民的队伍。
（3）消费结构转型扩大农业需求。伴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日益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与消费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高质量的生态农产品和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大为增加。黄宗智曾指出，新农业的发展形成中国农业的隐性革命[23]。新农业面向市场，兼具资本和劳动密集特征，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
在此背景下，农业成为各类资本关注的重要领域。同时，城乡居民的消费方式更加多元化，城市中产阶级日益热衷乡村旅游和休闲旅游，对农村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兴趣。
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倾向为农村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农村可以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和三产融合的方式吸引市民下乡消费，从中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城乡消费结构转型为农村和农业带来了更大的发展机会，也为青年职业农民发展提供了机会。
2. 青年职业农民的主体形象
（1）农民职业的自由选择者。职业农民是与身份农民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身份农民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保障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而把农民与土地长期、稳定结合的一种制度安排[24]。职业农民则是相对于身份农民而言以农业产业为主要职业的生产经营群体。
青年职业农民的兴起，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将农民作为一种职业选择，通过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经济收入。在他们看来，从事农业与务工并无本质差别。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等农业政策持续实施，越来越多在城市工作的青年精英开始返回农村，青年职业农民的规模持续扩大。
青年精英大多在城市中有着稳定工作和可观收入，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他们的学历普遍较高，部分青年精英还获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此外，青年精英的经营能力和眼界都比一般青年更有优势。青年精英虽然在城市中拥有不错的发展机会，但这并不是他们向往的生活。农村青年精英大多向往自由、舒适的生活，城市快节奏的工作生活让他们难以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对于大多数青年精英而言，城市的工作体验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价值感和意义感。青年精英难以从城市工作和生活中获得价值感和意义感时，返乡就成为一种可能的自我实现方式[25]。他们将个人兴趣与职业发展相结合，通过返乡创业实现自我价值，从事农业生产的目的不仅是获得经济收入，更在于通过农业“干一番事业”，或者选择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
DW，31岁，硕士毕业。2016年从北京一家上市公司离职，因为他觉得现在的工作乏味无趣，且过于忙碌，因此放弃年薪30万元的工作回家创业，联合当地村民推动精品民宿开发和运营，每年收入也大约在30万元左右，但他更喜欢这种自由的生活方式。
（2）现代农业发展的引领者。青年职业农民在科技知识、劳动技能、经营素质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水平远超传统农民，他们是现代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青年职业农民一般采用现代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比如无人机撒药、水肥一体机浇水施肥等，他们秉持的理念是“赚钱不靠劳动力”，在他们看来，掌握关键技术才是最重要的。
青年职业农民的经营规模普遍较大。青年职业农民的经营形式分为两种：一是组织化经营，即成立专业合作社合伙经营。合作社一般由多个青年职业农民组成，农业经营的规模相对较大，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也更加现代化。二是个体经营，主要是成立家庭农场或成为专业户。家庭农场和专业户的规模相对较小，一般以家庭劳动力为主，雇用劳动力为辅。家庭农场和专业户大多以特色种植养殖为主，经济效益相对较高。
CJ，40岁，大专毕业。CJ和本村的3位返乡青年一起成立了专业合作社，流转800余亩土地发展现代农业，发展蔬菜大棚和水果种植，合作社成立以来已经投入500多万元。CJ自己还流转了100多亩田地，种植了火龙果、猕猴桃等10多个品种的水果，通过水肥一体化智能控制系统、双层温室大棚等先进设施开展生产，果树施肥全部采用生物菌有机肥。
（3）多元产销资本的承载者。青年职业农民接受过高等教育，学习能力强，更善于学习专业技术和知识。青年职业农民经历过城市生活的洗礼，对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更有感触，对互联网技术、有机农业等新事物的理解能力和接受度更高，能够很好地把握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同时，青年职业农民的外出经历使得他们积累了广阔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能够为其从事现代农业经营提供诸多助益。
WSF，36岁，2010年大学毕业。WSF在上市公司干到了销售总监的位置，但是在2014年时返乡创业。WSF的创业资金来源于自己以前的积蓄，水蜜桃的市场销路也是借助以前积累的社会关系打开的。2020年，WSF通过电商平台和自媒体开拓市场，目前已经在抖音、淘宝等电商平台开办网店，也建立了超市专供渠道。
3. 青年职业农民发展的特征
青年职业农民主要来源于返乡创业青年，他们有学识、有能力、视野广，经营特征与小农户经营迥然不同。
（1）产业选择：地方资源的衍生发展。青年职业农民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产业选择。青年职业农民选择产业时主要考虑以下几点：
一是较好的市场前景。青年职业农民面向市场开展农业生产，农产品必须符合市场消费偏好才能获得经济效益，因而产业选择必须能够很好地对接外部市场。
二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社会化服务条件等。农产品不同于工业品，对自然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比如水源、土壤、气候等。此外，土地规模、交通条件、人力资源等是否能够支撑产业发展，也要被考虑进来。
综合上述要素，青年职业农民大多选择依托地方产业资源实现衍生发展，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具体方式有：
一是利用电商平台开拓市场，缩短农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同时提高农产品市场价值。D镇的返乡大学生中，就有不少人利用抖音直播、淘宝店铺等电商平台销售产品。
二是延长产业链，走产业融合发展之路。一些青年职业农民通过发展生态采摘园、农业观光园等实现农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另一些青年职业农民则通过建立农产品加工厂实现农业和加工业的融合，提高产品附加值。
PL，35岁，大专毕业。大学毕业后PL一直在外面做服装设计，做了六七年，看到村里的发展潜力比较大，就回来自己创业种葡萄。之所以选择葡萄，是因为叔叔在A市做水果生意，销路有保障。农闲时，PL利用抖音拍些小视频，宣传和销售自己的葡萄。现在PL在葡萄销售上面临外部市场的挤压，PL决定办一家葡萄酒厂，延长产业链。
（2）用工制度：家庭劳动与雇工结合。在农业生产上，青年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户和普通农业经营主体存在明显差别：
一是青年职业农民通过掌握农业经营的关键技术从而提升农业经营规模，扩大经济利益空间。
二是青年职业农民秉持“靠技术而不是靠劳动力赚钱”的理念。因此，青年职业农民往往采取资本化雇工的方式开展农业生产。在资本化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监督历来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6]，青年职业农民同样可能遭遇劳动监督问题。
如何实现既“不靠劳动力赚钱”，又能避免劳动监督难题呢？青年职业农民的策略是家庭劳动与雇工相结合。
使用家庭劳动力有如下优势：
一是充分利用家庭剩余劳动力。青年职业农民的父母大多生活在农村，就业机会相对有限。
二是劳动效率高。家庭成员与青年职业农民的利益高度捆绑，在农业经营上能够尽心尽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除此之外，青年职业农民为了减轻个人劳动强度和家庭成员负担，仍然需要雇用少量工人。
虽然在村的劳动力大多为中老年人，但是青年职业农民普遍借助现代化技术开展生产，因此老年劳动力基本能够满足青年职业农民的用工需求。
WZC，33岁，大学本科毕业。2018年回村发展产业，主要养殖罗氏虾。最开始时WZC流转了5亩土地，农业经营过程全部由自己负责。2019年时，WZC觉得只有规模经营才能赚更多钱，于是他又流转了25亩土地养殖罗氏虾，这时只靠自己管理不过来。WZC的父亲也进来帮忙，WZC则负责重要的技术环节，此外还请了一个长工负责田间管理，工资在每天130~150元之间。
（3）发展模式：带动农户衔接大市场。青年职业农民大多发展规模经营，便于对接外部市场。当然，农业经营的规模扩张存在边界，超过一定规模青年职业农民很难精细化管理。青年职业农民的办法是通过带动周边农户发展形成地方集群效应，扩大本地的产业发展影响力，从而对接外部大市场。
青年职业农民带动小农户发展的机制有两个：
一是社会化服务的方式。青年职业农民的经营规模相对较大，在市场信息、社会化服务方面更有优势，小农户可以借助其帮助便捷地获取社会化服务。
二是示范种植的方式。青年职业农民往往是产业发展的先行者和先进技术的推广者，他们善于学习新技术、种植新品种。青年职业农民的经营行为对周边农户产生示范效果，周边农户也开始发展相关产业，本地区的产业规模得以扩大。在此过程中，青年职业农民也积极地向小农户传授种植技术和经营经验，帮助小农户对接外部大市场。
GYP，36岁，2017年种植番茄。GYP以前在外地工作认识不少商超的经理，所以他借助这些关系和大超市合作，直接向超市供货。看到GYP搞得红红火火，一些村民也开始种植番茄，GYP主动给这些农户讲解种植技术，平时也帮他们代为购置农资，利用自己的网店帮助其他农户销售农产品。
三、嵌入乡土：青年职业农民发展的策略选择
青年职业农民仍然是村庄社会的成员，他们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在村，并且对村庄有着较高的价值认同，因而在经营农业的过程中与村庄社会良性互动。本文将青年职业农民发展的实践机制概括为嵌入乡土，包括主体嵌入、关系嵌入和政治嵌入。
1. 主体嵌入与发展资源获取
青年职业农民的农业经营高度嵌入村庄社会，这首先得益于青年职业农民的“自己人”身份。青年职业农民可以借助“自己人”身份为其农业经营提供便利。“自己人”身份对于青年职业农民的农业经营具有三重意义：
一是为青年职业农民提供发展正当性。在村庄社会内部，对“外人”利益的漠视甚至对外人的暴力或暴力威胁都是被合理化的[27]，青年职业农民的成员权则可以为其免去村民的排斥和刁难。比如，青年职业农民开展农业经营必然使用本地资源（如水塘、公路和公共空间等），作为“自己人”身份的青年职业农民无须支付租金便能使用。
二是青年职业农民也需要借助地方社会网络获得产业发展支持，比如向亲戚、朋友和熟人借钱，或者贷款。亲戚、朋友和熟人之间资金借贷属于互助行为，多数时候不需要支付利息，可以缓减青年职业农民的资金压力。
三是青年职业农民可以利用“自己人”身份将个体实践上升为村庄事业。青年职业农民主动构建自身与村庄整体利益的联系，增加发展的正义性。一方面，青年职业农民通过流转土地资源和雇用村内劳动力惠及在村农户；另一方面，青年职业农民积极发展农业经营，能够带动村庄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在这个意义上，村庄内部支持青年职业农民发展，也符合村庄整体利益。
WQ，41岁，大学本科毕业，2017年返乡创业发展生态采摘园。WQ通过村干部协调流转了土地，但是也提前和村民们打了招呼，村民们觉得WQ值得信赖。“外地人流转土地可能不行，本村的地租给外地人赚钱，村民会嫉妒。”WQ建设生态大棚花费100多万元人工费，全部是本村人做的。大棚建成以后，WQ在村里聘请了5名员工，“自己人好打交道，也算是带动村民致富”。
青年职业农民借助“自己人”身份实现了主体嵌入，推动了农业经营的社区化过程。一方面，农业经营的主体是村庄成员，他们充分利用内部的农业资源和人力资源发展产业；另一方面，农业经营的收益在村庄内部分配，青年职业农民、土地流转户、本村雇工等都能在农业经营过程中获得收益。
2. 关系嵌入与乡土人情运作
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的行为逻辑是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28]，情面和关系成为农民默认的行为准则。青年职业农民在村发展农业，必然要与村民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需要主动嵌入村庄社会关系网络，按照乡土人情规则行事，从而更好地在村庄发展。
（1）青年职业农民能够借助乡土人情运作避免劳动监督问题。在村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受到人情和面子的牵绊，青年职业农民的雇工行为同样如此。青年职业农民雇用的工人大多为自己的熟人，其好处是：第一，为熟人提供收入机会从而维护社会关系，为产业发展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第二，熟人碍于人情和面子，做事时不好磨洋工，劳动效率相对较高；第三，熟人能够“将心比心”地为青年职业农民的产业发展考虑，为其提供农业劳动之外的帮助。当然，青年职业农民有时也要对熟人实行宽容性用工，容忍熟人在劳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和熟人处理好关系。
（2）青年职业农民的关系嵌入体现在与雇工的人情往来上。过年过节时，青年职业农民大多会到经常为自己做工的农户家中拜访，维护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工人们家里办红白喜事，青年职业农民即便不亲自参加，也要给他们送贺礼或者红包。通过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关系建构和人情运作，青年职业农民和工人建立了和谐的社会关系，甚至成为相互支持的合作伙伴。当然，青年职业农民的人情运作也使得村民产生亏欠感，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农业劳作中来。
（3）青年职业农民的关系嵌入还体现在村庄互助文化系统方面。村庄社会历来就存在互助传统，一来是共同应对一家一户办不好或不好办的集体事业，二来则是为个体家庭提供应对社会风险和农业生产困难的资源。村庄中的互助包括帮工、借贷、赠予财物、情感支持等，这些互助行为的日常实践共同构建一般性互助文化系统。青年职业农民嵌入村庄互助文化系统，能够获得村庄其他村民的帮工支持、借贷支持、情感支持等。当然，他们也需要在村庄互助文化系统中积极投入，维持村庄互助的动态平衡，以此共同应对个体无法应对的潜在风险。
LDG，32岁，大专毕业，2018年回村发展蔬菜大棚。“最累的工作是每年给其他农户的大棚上棉被，连着干十几天，几十个人一起做，都是重体力劳动。平时大家也经常相互帮忙，谁需要临时用钱大家就相互凑一下应急，村里的邻居朋友关系都很好，没事的时候就在一起喝酒吃饭。”
青年职业农民的关系嵌入行为，使其能够在产业发展上获得支持，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认同和个人价值感，更加坚定了青年职业农民持续发展的信念。
3. 政治嵌入与村庄公共实践
青年职业农民开展农业经营的行为不仅是嵌入乡土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也是嵌入村庄政治的过程。青年职业农民既保持着强烈的乡土情结，又将家乡视作个体价值实现的载体，推动了自身的政治嵌入过程。农业经营的投入具有持续性、渐进性，农业生产设施更新和基础设施修缮都需要追加资金。D镇青年职业农民的资金投入规模普遍在50万元以上，少数人的资金投入超过千万元，仅仅依靠个人及家庭支持很难坚持下来。青年职业农民的策略是通过积极嵌入村庄政治获取个人发展所需资源。
（1）青年职业农民的政治关系建构。青年职业农民发展农业经营的首要条件是适度规模的连片土地，特色种植养殖大多在30~50亩，粮食作物一般都在200~300亩及以上。土地面积不大时，青年职业农民也可以借助“自己人”身份和个体农户直接协商。土地面积较大时，青年职业农民一般会找村干部协调流转事宜。村干部可以为青年职业农民提供担保和协调土地，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正如WZC所言，“村里的事情很复杂，不是你自己就能协调的，还是要靠村干部帮忙，他们好办事”。因而，青年职业农民积极建构与村干部的关系，服务于产业发展。
（2）青年职业农民主动担任村干部。农业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政策扶持，国家也在持续向村庄输入农业项目和发展资源。各类项目和农业发展资源下乡大多需要村干部协助，在此过程中村干部就能够掌握政策信息和资源信息。因此，青年职业农民成为村干部能够优先获取政策信息和资源信息，也更有可能优先获得地方政府和国家资源的支持。此外，青年职业农民担任村干部后，能够更好地建构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农业经营服务。
CFL，2010年回村创业，最开始时由于缺少资金，农业基础设施建不起来，产业发展十分缓慢，CFL一度想要放弃创业。2014年CFL成为村后备干部，借助村干部的身份加持，其产业发展越来越好。
四、村庄再造：青年职业农民发展的溢出效应
青年职业农民嵌入乡土的发展过程，是其能动地开展农业经营进而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青年职业农民厚重的乡土情结、积极主动的社会态度以及价值动力，对于推动乡村社会转型和秩序重建产生了深远影响，实现了村庄再造。
1. 稳定农业生产，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青年职业农民兴起及其嵌入乡土的经营实践，对于乡村产业发展和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村庄空心化的背景下，农业发展面临诸多困境：一是农业经营主体后继无人，“谁来种地”成为问题；二是小农经济转型升级难度大，难以应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分散的农户受种植技术、资金投入能力、经营理念等因素影响，大多维持传统生产模式，产业升级和技术更迭速度较慢，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潮流和应对市场的冲击。青年职业农民兴起及其经营实践，恰恰能够缓减上述问题。
青年职业农民的兴起能够有效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青年职业农民有着稳定的发展预期，能够保证农业经营的稳定性。大学生返乡发展是基于个人价值实现和职业发展而做出的慎重选择，他们做好了长期坚持的准备。D镇的返乡大学生都表示：“既然回来了就没想着再出去，肯定要坚持下去，把农业做强做大”。
青年职业农民以发展规模化经营为导向，其经营能力远远胜过老人，能够成为农业经营的重要力量。青年职业农民注重农业生产的技术细节，也能够借助家庭劳动力的帮助快速熟悉农业生产规律，承担起农业经营的重大责任。
以返乡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职业农民属于内生性经营主体，他们的经济利益、社会关系在村，对乡村社会有着较强的文化认同和情感依恋，其经营实践能够助推村庄发展。青年职业农民在经营农业的过程中积极带动小农户，为小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技术指导或对接外部大市场，促进了小农户的产业发展。此外，青年职业农民的产业融合发展思路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加速了产业融合发展的进程，也形成了乡村产业的集聚效益。
伴随着现代农业的深入发展，规模经营、农业生产向产业链前后延伸、劳动分工专业化等成为农业经营的新趋势。掌握先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技术，拥有较强市场经营能力，善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年职业农民，满足了现代农业发展的现实需求。青年职业农民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能够将其掌握的专业技术与农业经营结合起来，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产业能人的作用。
同时，青年职业农民利用其在城镇就业或创业过程中积累的各类资本，结合家乡的社会资源、自然条件和发展机会，创办具有区域特色的相关产业，比如观光农业、休闲农业、自然农业、有机农业等，助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产业农业发展。返乡大学生与农村资源的结合释放出巨大动能，推动了农村经济加速转型升级，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2. 增加农民福祉，重塑乡村社会秩序
青年职业农民作为农村社会的关键群体，在激活乡村社会活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青年职业农民的发展行为对改善在村老年人的生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以留守老人居多，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缺少子女照顾。因此，青年返乡创业能够兼顾家庭老人照顾问题也成为他们的重要返乡动因之一。
此外，农民普遍面临着较大的家庭发展压力，因而农村老人获得的养老资源相对有限。因此，农村老人的生活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劳动能力和身体情况。青年职业农民返乡发展，一方面解决自家父母的养老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够为部分留守老人提供就业机会，重塑老年人的生活秩序。青年职业农民以发展现代农业为目标，农业劳作过程相对轻松，老人们只需要做一些简单农活就能获得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收入。
对老人而言，为青年职业农民打工不仅能够获得一笔收入，而且还能使自己获得价值感。前文中的PL就雇用了8位留守老人，他们的年龄均超过了65岁。PL曾对老人说：“我不要求你们每天干多少活，晚点来早点走都没事，只要把该干的活干了，该做好的活做好就行。”
二是青年职业农民积极嵌入村庄社会关系和互助文化，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村庄社会秩序。以“关系”形态为主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中国社会基本的民情和行为方式[29]，这在农村社会尤为典型。村庄内的熟人关系构成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基础，以此衍生出村庄内的互助行为和集体行动。在农村人口不断外流的背景下，乡村社会逐渐衰败，熟人关系也随之开始解体，村庄内的互助行动和集体行动也越发难以达成。
作为中间一代的青年职业农民在村生活，不仅使得村庄结构恢复完整性，留守人口缺乏有效照料、村庄公共事务缺少人手等问题得以解决，而且使得村庄内的人情往来和社会交往更加频繁，熟人社会的亲密关系得以恢复。此外，青年职业农民积极嵌入村庄互助文化，既是对传统村庄文化的继承，又是对村庄内其他村民的有效示范，对于重塑乡村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3. 壮大治理力量，提升村庄治理效能
青年职业农民是农村社会中的中坚青年[30]。青年职业农民大多是返乡的大学生，他们在观念和行为上都携带了大量的现代性因素，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农村的新生力量和青年精英。长期来看，青年职业农民也是村庄中重要的治理资源。
从基层治理的角度来看，资源下乡背景下基层组织的治理任务越来越多，亟须补充治理力量。从村庄社会的角度来看，农村年轻劳动力不断外流，村庄处于持续衰败的进程中，“谁来当村干部”越来越成为问题。青年职业农民群体的兴起，可以为村庄储备一批稳定的治理队伍。
青年职业农民相对于留守人口具有明显优势：一是青年职业农民的学历普遍在大专及以上，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胜过传统村干部。在基层治理愈加规范化的背景下，青年职业农民能够更好地适应科层体系，从而为国家政策落地提供有力支持，促进乡村振兴事业。二是青年职业农民有头脑、有经营能力，能够为村庄治理注入新思路。
村庄中的诸多事务如公共品供给、公益事业和矛盾纠纷调解等都需要青年精英积极参与进来，这是对村庄治理的有益补充。青年职业农民长期在村生产生活，更愿意为村庄秩序维持和村庄发展贡献力量。D镇Q村近五年来获得了大量项目资源，比如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农田整治项目、通组路建设项目等，这些项目落地往往遭遇“最后一公里”问题。
Q村的青年职业农民不仅积极响应，而且主动帮助村干部做工作。在通组路建设过程中，有一些农户因为占地赔偿问题而不愿配合，WZC就对这些农户说：“你要是不让修，以后你也别走这条路”。
青年职业农民参与村庄公共事业的动力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青年职业农民接受过现代城市文明的洗礼，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二是青年职业农民的经济利益在村、社会关系在村，村庄公共建设对于他们开展农业经营具有积极意义。青年职业农民不仅在村庄公益事业上主动参与，还积极号召村民参与村庄公益事业，形成引领示范效应，带动了村庄社会风气的革新。
五、结语
伴随着城乡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青年返乡创业成为又一次人口流动浪潮。在此过程中，青年职业农民群体逐渐兴起，成为乡村社会中不容忽视的中坚力量。不同于经济学研究将青年职业农民发展视为经济现象，本文将青年职业农民发展置于社会结构之中考察，在勾勒青年职业群体主体肖像与经营特征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作为返乡者的青年职业农民，如何在与乡土社会的互动中实现个体发展，以及青年职业农民发展对乡土社会产生何种影响。
青年职业农民发展既是典型的经济现象，又是典型的社会嵌入现象。青年职业农民大多是具有精英属性的返乡青年，他们是农民职业的自由选择者、现代农业发展的引领者和多元产销资本的承载者，这一群体历经过城市生活，已经与传统农民形成了鲜明对比。青年职业农民的经营过程兼具现代性与乡土性，他们以乡土资源为基础推广现代化的农业经营模式，通过主体嵌入、关系嵌入和政治嵌入等方式与村庄社会开展互动实践，实现了个体与乡土社会的融合发展，促进了村庄再造和乡村社会转型。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能人返乡参与北京乡村振兴研究”（项目编号：18SRA00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30]夏柱智“.中坚青年”和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兼论青年研究视角的优势[J].中国青年研究，2019(8)：34-41.
[2]姚俊“.路在何方”：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取向研究—兼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J].青年研究，2010(6)：31-38.
[3]高山下的白草莓一个海归新农人的乡村振兴梦[EB/OL].人民网，http：//sc.people.com.cn/n2/2022/0119/c345458-35103020.html.2019-08-07.
[4]陶力，孔泽思.乡村振兴攻坚：新农人、新电商构建“自我造血”新体系[N].21世纪经济报道，2021-12-31(8).
[5]聂洪辉，刘义程.角色转换与农业换班：从新生代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J].当代青年研究，2016(3)：38-43.
[6][18]夏柱智.农村青年职业农民发展的社会学研究—阶层视角的应用[J].中国青年研究，2020(11)：5-10.
[7]朱启臻.新型职业农民与家庭农场[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57-159.
[8]胡焱，王伯达.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困境及对策研究[J].理论月刊，2017(8)：148-152.
[9]许浩.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路径与举措[J].中国远程教育，2012(11)：70-73.
[10]夏益国，宫春生.粮食安全视阈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新型职业农民—耦合机制、国际经验与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15(5)：56-64.
[11]李博.乡村振兴中的人才振兴及其推进路径—基于不同人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逻辑[J].云南社会科学，2020(4)：137-143.
[12]沈琼.新型职业农民持续务农的关键因素及面临的难题[J].社会科学家，2020(9)：15-21.
[13]田昕加.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策研究[J].学习与探索，2020(11)：137-142.
[14]陈景红.乡村振兴战略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策略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8(10)：97-99.
[15]隋筱童.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主体”内涵重构[J].山东社会科学，2019(8)：97-102.
[16]梁栋.青年农民从事农业的市场与组织困境及其突围—基于西部L镇31个青年农民的个案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8(3)：97-105.
[17]刘腾龙.内外有别：新土地精英规模化农业经营的社会基础—基于乡村创业青年的视角[J].中国青年研究，2021(7)：
[19]张慧泽，高启杰.新农人现象与乡村人才振兴机制构建—基于社会与产业双重网络视角[J].现代经济探讨，2021(2)：121-125.
[20]孙莉，黄纯.中国“新农人”形象的媒体话语建构—基于央视网《奋斗的新农人》栏目的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86-93.
[21][24]熊春文，陈家碧.青年农民研究：背景、议题与展望[J].青年研究，2021(1)：1-14.
[22]桂华.农村人地关系重构与土地经营权放活—城镇化视野下的制度选择[J].学习与探索，2018(12)：68-80.
[23]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J].开放时代，2016(2)：11-35+5.
[25]毛一敬.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返乡创业的基础、类型与功能[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1(1)：122-130.
[26]孙新华.农业经营主体：类型比较与路径选择—以全员生产效率为中心[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12)：59-66.
[27]陈义媛.资本下乡的社会困境与化解策略—资本对村庄社会资源的动员[J].中国农村经济，2019(8)：128-144.
[28]陈柏峰.从乡村社会变迁反观熟人社会的性质[J].江海学刊，2014(4)：99-102. [29]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J].社会学研究，2018(1)：41-62.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梁伟（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陈锋（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教授，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