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出色WSJ中文版 （ID：WSJmagazinechina），作者：小秦，编辑：DaJuan，原文标题：《中国聋人家庭里的〈健听女孩〉：我很幸运，一直正视着自己》，题图来自：《健听女孩》
四月的奥斯卡将最佳影片颁给了《健听女孩（CODA）》这部讲述听障家庭里健全女孩故事的作品，电影细腻、柔和，同时又小心直面尖锐的声音，再次唤起大众对于听障人群背后，某个被忽视群体的心声的关注。
电影里的少女在勇敢与怀疑之间，迎来了自己对生活的和解，而在电影之外，现实世界里的 CODA （Child of Deaf Asults），他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他们都遭遇着什么样的问题，经历着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联系了几位 CODA，最终只有一位愿意同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她反复重申自己的幸运，并十分理解那些其他不愿谈论自己故事的人。
《健听女孩》剧照
一个幸运 CODA 女孩的自述
我知道 CODA 的过程说来话长。
2017 年，因为考入了省内一所专科学校，我正式成为一名大学生，大学生一词对我而言，意义非凡。我付出了很多努力，而之后也会更加努力。离开了生活了许多年的家乡小城，只身来到省会，我像所有入学新生一样兴奋，甚至可以说，我比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还要兴奋得多，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充满好奇，那是一种绝对和过去不一样的全新生活。
开学没多久，学校社团招新，在一堆宣传海报中，我一眼看到了手语社，内心涌起一种惊讶的快感。手语社，我念着海报上的名词，仿佛在一个陌生岛上遇见了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手语是一门冷门语言。尽管我从小到大一直都会看到它。
《健听女孩》剧照
我的父母是聋人。家里的长辈告诉我，爸爸三岁那年就听不到声音了，而妈妈则是在七岁丧失了听力。医学上将我父母这样的情况称为“后天性聋人”。在父母的童年时期，我的家乡不乏一些和他们一样后天突然丧失听力的人，他们有的因为疾病引发了身体的变异反应，有的则是医疗事故。我的父母属于后者，因为小时候注射了不当剂量的链霉素，他们的听力受到了永久性创伤。
如今随着科学和医疗水平的发展，链霉素致聋的情况很少再出现，对我而言，它们就像小时候坐在外公外婆怀里听的一个遥远的故事。
我决定加入手语社，这个决定自然而然，一方面怀着巨大好奇，一方面则觉得这是最适合我的社团。一开始，我没有很期待手语社的活跃度，下意识以为加入的成员很多应该和我一样，由于生活在一个与手语密切相关的世界，于是顺理成章地来了。
这个想法很快就被许多仅仅只是怀着对手语的热情而参与其中的同龄人打破，后来，我甚至一度觉得，我可能误会了手语，它其实是一种流行语言。那会年轻人中间流行一种“手势舞”，其实根据一些手语的基础表达改编而成。手语社的成员不定时就想要兴致勃勃排演新的手势舞节目，作为活跃社团气氛的固定项目，在我入社时，这一现象则达到了高峰，每个人都热情洋溢地投入其中。
我的大学并没有开设手语专业，但在社团遇见的多数人，几乎都是想把手语视为一门专业去学习的健全人。我时常好奇他们的热情到底从何而来，难道和我一样，也有非常迫切想要深刻交流的重要的人吗？除了社团内部的热情之外，在一些学姐学长的科普下，我才知道原来仅仅在省城，近百分之九十的高校都设立了自己的手语社团，社团间会定时举办交流活动，省内的聋人协会则一直对此保持关注和支持。
“手语社在全国的高校里，一直都是非常热门的社团。”大三那年，在参加一次校外手语公益活动时，聋人协会里一位老师对我说。
她继而告诉我，有一个词专门形容像我这样的孩子：
“CODA”。
这张剧照也是电影的主海报，画面中，女主角没有占据“C位”，而是依偎在作为家庭中心的父母身旁
当时，我已经是学校手语社的社长。因为看到带着各种不同理由而入社的同龄人，以及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关注着手语这件事，我受到很大鼓励，积极投身于社团的运营和维护中，入社三年，几乎大部分业余时间，我都交付给了社团，去听障人士社区当志愿者、组织各种手语益智活动、参与各种手语知识的宣传。
大三那一年，市聋人协会支持举办的手语风采大赛，接棒到了我所在的大学。我们社团参赛节目演绎的内容是关于我的成长故事，我在网络上搜索了 CODA 一词。
“Child of Deaf Adults”。
我对着电脑屏幕一个字一个字念出这个词组。然后又看了好几眼那几个字母 CODA，这是属于我这样的人的一个名词。
在这位指导老师的介绍下，我逐渐认识了不少同为 CODA 的朋友，加入了不少 CODA 社群。我发现除了原生家庭的共同点之外，我们很多人都是手语的使用和爱好者，而我加入手语社的另外一个原因，却是希望可以借此机会加强手语水平。
的确，身为一名 CODA，我的手语水平并没有很多 CODA 一样那么好，很多刚刚接触我，或者渐渐和我熟悉的同学朋友，在得知我家庭情况时，除了习惯性同情之外，常常会认为我的手语很强。事实不是这样，我的手语直到现在，最多算作中等水平，而当中很多知识的补充发生在我加入手语社后。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事实上，我和家人们用手语交流的情况并不多。
学龄时期，由于担心我和父母住在一起会有很多不方便，我的爷爷奶奶决定将我送去寄宿学校念书，每周七天，我只有周末回家，也就是说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其实是生活在一个都是健全人的环境中。父母除了不用负责我的学习监督，当时，我的父母也不需要担心我的学费，爷爷奶奶考虑到父母的特殊情况，在上大学前，一直承担着养育我的责任。
我最初的手语记忆发生在我上学之前，这是一段非常简短的回忆。懵懂时候的我，只能隐隐约约理解父母，多数情况下我都不懂他们要表达什么。后来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环境后，才开始掌握了一些简单的手语。如今回想，我也不确定那是不是我最初的手语课，因为我会觉得哪怕像不是聋人父母的小朋友，他和自己的父母也会有一些特定的手势表达，这可能也算是一种手语。
这段回忆并没有很久，许多细节如今已经想不起来，只有每天晚上等待附近工厂的父母下班回家的画面还残存在脑海里。之后我便上了小学，和所有正常的学龄小孩一样，学习汉字，学习发音。幸运的是，我的父母也识字，每周从寄宿学校回家，我通常会和父母用写字的方式交流，当然在这种写字的交流中，我的手语理解能力也渐渐得到提高。
手语的逻辑和正常语言的逻辑是不同的，这真的很像我们学外语。中文口语里表达“我看见一朵花”，聋人用手语表达则是——“花 一朵 我 看见”。在和父母长年累月的交流中，我渐渐习惯了两种表达逻辑的转换。语言这种东西很微妙，比如当我和父母发微信时，他们看得懂我打在键盘上正确顺序的中文，但他们回我的信息，通常都是手语逻辑的中文句子。那些需要重新组合的汉字，包含着我们突破彼此的障碍去交流的努力。这可能是身为聋人父母的健全小孩，和健全小孩的聋人父母的必修课。
但如果因此说这种交流是好的吗？也不尽然，我们的交流必定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声音的世界里，对很多事情缺乏概念。而我，除了不能特别熟练掌握手语之外，我也确实无法完全理解那个没有声音的世界。
《健听女孩》剧照
我很庆幸在成长中爷爷奶奶没有放下对我的教育，小时候发现我写字不错，爷爷就送我去学书法。对待自己小孩，常常会因为小孩个人的喜好、特长，继而去引导教育，而我的父母即使有这个愿望却因为条件限制而不能做到这件事，他们是被动无奈地交出了一部分我的教育权。我们的交流很多时候只能停留在生活的层面，而更深层次的感情，对彼此的期待，只能靠彼此的内心去感受和理解。
我的父母可能是外人眼里不完美的父母，但我从来没有这么认为过，在我心里，他们仍然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人，那些没有做到的部分并非他们不想，而是他们不能。
他们是聋人，而我是聋人的女儿。
如今提到 CODA，我会想起小时候偶尔听到的那个别人对我的称呼——“哑巴的女儿”，在当时，这个叫法肯定包含一些嘲讽和歧视的意思。在学校我当小组长收同学作业，总会有人递作业本时嘀咕一句“哑巴女儿”。字面意义上，哑巴女儿和 CODA 说的是一件事，然而和 CODA 相比，后者让我有归属感，而前者会让我感到被隔离。
即使内心深处，对于这个词语、这个叫法，我从来没有真的在意过，我的习惯却不可避免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因身份不同而产生误会。有一件发生在我念寄宿小学的事情我迄今仍难忘。
那天是我的生日，父母来学校看我，我们一起在食堂吃饭，有几个坐在我附近的学生突然发出笑声。笑声很刺耳，我极力劝自己冷静，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在笑我，但我感觉他们是，因为看到我父母在打手语。最后，我按捺不住，当着父母的面，抬头狠狠瞪了那几个人一眼。这一举动被旁边的父母看在眼里，他们竟然误以为我是在瞪他们，于是那顿饭吃完后，他们就很快就离开了学校。之后听奶奶说，那天回到家，父母在她面前哭了，觉得到学校来看我并不会让我开心，只会让我丢脸。
我确实感到过自卑，但那天我瞪的是那些不礼貌的人而不是我的父母。为了解开他们的心结，我后来亲自和父母解释了这件事。这次之后，我开始特别注意和父母相处的细节，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要让他们看到我身上自卑的一面，尽量让他们感受到我身上的积极坦然。
我可以不在乎“哑巴的女儿”或者诸如此类的称呼，但我如何要让我的父母也能不在乎？我真的可以随时理解他们吗？那段时间，我常常思考着这样的问题。
《健听女孩》中，父母、哥哥来参加女主角的音乐会，电影在这里采用了一段长达一分钟的静音
父母是在老家的聋哑学校认识的，他们年龄相差好几岁，却是同班同学。这在当时的聋哑学校很常见，我父母，还有他们学校里的聋人朋友，是一个很闭塞的圈子，从聋哑学校出来后，能够从事的工作也很少。
父母在爷爷的安排下，在老家的一所工厂上班，工厂本身也有一些公益性质，收容了不少当地的听障人士，父亲因为识字，后来便负责代表工厂与这些聋工们交接，然而听障人士在工厂能做的，都是一些基本的体力工作，那些年，父母轮换过三家工厂，直到我上大学，爷爷才开始让他们负担起我的生活费。
听障人士找工作一直非常困难，社交网络时代倒是有了一些改变，如今一些听障人士开始借助抖音和快手平台，做直播带货。我的父亲也投身其中，在这点上，我其实很为他们开心，除了又有一个新的生活门道，我开心的是他们可以与外界有一些联系，在此之前，他们与社交网络最大的关联就是一些专门提供给听障人士的节目和个别手语翻译 APP。
自从父亲开始在社交网络上经营一些微商生意，我偶尔也会帮助父亲运营一下他的社交媒体账号。我发现在快手平台的聋哑人主播，面向的受众常常是聋人，而抖音的聋人则是面对所有人，所以他们的直播间会有手写板，有时还会有人负责翻译，那个过程很容易让我想起中学时期，我和父母在纸上写字，告诉彼此对方的想法。
如今我的手语相较于从前进步了很多，结束省内专科学校的学习后，我成功升入本科，除了新的学业生活之外，手语社团依然是我生活的重心之一，我对手语的感情似乎有了新的变化，在推广手语时，经常会听到业内人士提到一个说法叫“聋听共融”，意思就是让听障人士和普通人互相交融，这个说法很美好，我曾经也非常向往，但现阶段我觉得它太理想化，尽管手语确实已经是一门得到了比过去很多的关注的语言，但它远远不能成为像是英语和普通话这样能够被人普遍了解的语言。
或许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一门普及的语言，因为如果成为一门普及的语言，那意味着听障人士的比例会占非常多，这是一个矛盾的事实。对我而言，我如今的目标很简单，如果在公众场合，比如说医院或者商场，当人们看见一个听障人士时，他如果能掌握一些基本的手语，可以上前能够提供一些基本帮助就好。
这些年对于听障人士的关注也从听障人士辐射到了他们的家人，大家会关注 CODA 的生活教育以及心理问题，会关注到像我这样的小孩的生活，我其实也很惊喜，今年甚至有一部入围奥斯卡的电影《健听女孩》，我还没有看那部电影，但关于 CODA，我依然觉得大众还需要一些更立体的认知。这两年，随着对自己身份越来越清晰的认知，我也加入了很多 CODA 的社群，看到和了解了很多和我一样出身，但远没有我幸运的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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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强调，CODA 和普通家庭出生的小孩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大众对 CODA 这个群体的误解和歧视依然存在，且并不比对听障人士的误解少。这些歧视很多时候是隐藏起来，很难说明的。
从我自己来讲，小时候我经常会觉得压力很大，很委屈，因为身边人对 CODA 的认识很极端，他们会觉得绝大多数 CODA 都很穷，所有 CODA 的生活都会很苦。因此 CODA 就不应该享受生活，或者说 CODA 就不应该和他们一样去享受一部分生活，就算那部分生活是这个 CODA 可以承担的，这部分 CODA，他们可能没有那么穷，但如果自己享用了自己能力范围内的生活用品，会很容易遭受旁边人的非议。
我自己便经常经历这样的情况，花钱时会有很强烈的心理斗争，觉得这是不对的，但事实上，那明明是对我而言非常正常的开销。
如果一个 CODA 面临成家立业的问题时，那很有可能他也会面临另外一种歧视。我知道有人曾因此不能和自己的恋人走到一起。因为他们从决定在一起时，便要忍受各种质疑——像是担心小孩以后会不会可能也是听障人士，结婚后要如何与 CODA 的听障父母相处。也有那些好不容易双向奔赴，结婚的朋友，但婚后便遭受了与结婚前完全不同的待遇。
当然，这些问题里有一个最令我非常悲伤的现象是 CODA 的自我歧视。有一些 CODA，当他们迎来自己的新生活后，会有意识地与自己的原生家庭分割。他们会开始与父母渐渐疏远，几乎不怎么回家。我很难理解这些人，我想即使他有不得不承受的社会压力，也不应该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过去的放弃。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做一个放弃自己过去的人。我的父母永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关于我的 CODA 故事，能分享的便是这些了。我很幸运，一路走来一直正视着自己。我当然希望所有 CODA 都可以和我一样，正视自己的同时也坦然面对外界的声音，不轻易回避自己的身份。我知道那很难，但就像手语这门语言，它需要不断被看见，不断去尝试，我觉得 CODA 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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