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钟毅、王亚奇、吴岩（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头图来自：《流浪地球》
提到科幻，你想到什么？
无尽的宇宙、黑洞、平行的世界、飞船、人工智能。
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阿西莫夫的《永恒的终结》、特德·姜的《你一生的故事》、诺兰的《星际穿越》、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卡梅隆的《阿凡达》，又或者漫威世界里的各路超级英雄？
又或者……最近很火的《爱死机》？
提到中国科幻，你想到什么？
刘慈欣、《三体》、《流浪地球》、郝景芳、《科幻世界》、银河奖……
因为《爱死机》，许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幻迷”，借助影像的力量，重新思考科幻。
南方科技大学的吴岩教授，不仅创作科幻小说，也是中国科幻的重要参与者，他曾任《科幻世界》特邀副主编。最近他主编的《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以及《中国科幻文论精选》出版。
在阅读这两部作品之前，我对中国科幻的了解仅限于近十多年那些响亮的名字，比如刘慈欣、郝景芳，还有他们的代表作《三体》《流浪地球》和《北京折叠》。
在阅读之后，才发现中国科幻史要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也复杂得多。反观这么多年来，人们对科幻的偏见、期待、误解和无视，以及“再发现”，都是时代留下的印记。科幻在今天，似乎到了一个艰难的路口，我们高喊着“未来已来”，但好像并不了解它的真正含义。
我和我的同事亚奇，在深圳采访了吴岩教授。
长达百年的误解
钟毅：您当时为什么会对科幻感兴趣？
吴岩：我是1971年上的小学，那会没什么书，但我当时生活的大院里有一个图书馆，叔叔阿姨有时候会让我们进去。里面就有凡尔纳的书，《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我觉得它们太好看了，于是就喜欢上科幻了。
《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史》
吴岩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1
钟毅：其实中国的科幻比西方晚了一些，它诞生的时刻，承载了很多期待。在1903年，《月界旅行》出版时，出版商的宣传语是：“中国民之不肯研新理、设奇想者，在国民脑中全无科学感觉。是书即为科学小说，专启发过敏思想。” 鲁迅为这本书做的序言里，也说它能“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
似乎在最早开始，科幻小说就承载了一种启民智的功用，吴岩老师能不能具体从科幻史的角度来说一说中国科幻和外国科幻诞生萌芽的不同环境和动因？
吴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中国无法再持续过去天朝的那种“跟外界无关，自己独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错觉。
大量的知识分子在此时去到了国外，比如写出《海国图志》的魏源。他们看到了国外的先进技术，想要把一些先进的科技甚至制度引进中国，科幻文学其实也是这种大思潮里的一部分，最早是梁启超提出要发展科幻。
在中国，发展科幻的主张最早由梁启超提出。/wiki
很多人认为我们国家的科学知识还缺乏，所以科幻是普及科学知识的方法，这种普遍的想法，到现在也没有特别大的改变。
但事实上，科幻是文学，文学的构造和科普的构造是不一样的。
科普的构造是什么？它是科学家传达给民众的信息，让公众理解科学，然后大家可以更好地生活。政府也想让更多民众理解科学，成为“更好的”市民。
和国内不同，在国外，科幻作家是一批对科学特别敏感的人，他们感受到科技时代给他们带来的疑问。科技的变化一旦让他们受不了，他就把这些写在小说里。所以文学家去表现科学，这是科幻，而科普应该是科学工作者去传达他们的科学知识——他们是两种人。
但在中国，我们把科幻和科普合并了。到今天很多人还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很多人一聊起科幻，就说科幻小说就应该普及科学知识，这是一种普遍的看法。
但最后这样的作品科学家也不认可，作家们也不认可。
很多文学家认为文学应该写人性、写感情，科幻里写那么多物质的东西，这根本是在文学里最不重要的，他们不认可这是文学，或者说认为它是一个下等文学。
所以这些年我们科幻研究者最主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让大家明白科幻小说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在讲述什么？
我们认为科幻是一种给人创造力的作品：科幻既不是普及科学知识的，也不是传统的文学，它是传播创造力的，所以通过20世纪中国科幻史，就可以看到中国科幻正在转向提供创造力。
《中国科幻文论精选》
吴岩 姜振宇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2
王亚奇：所以这个转向和后来的《科幻世界》杂志的发展是相关的。
吴岩：是的，《科幻世界》也在这个潮流里。它当时叫《科学文艺》，既发表科幻小说，又发表科学童话、科学诗等。但在八十年代关于“科幻”和“科普”的大争论之后，很多科幻作家都不敢写了。
之后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社会上科幻变得特别少。后来一段时间，这家杂志社甚至出了好多教辅，靠教辅生活。
再后来，报告文学特别流行，这本杂志又改名叫《奇谈》。
到1990年代时候这本杂志开始转向科幻小说，这也和改革开放有直接的关联。后来就出现了我们熟悉的王晋康、何夕，以及刘慈欣这样的科幻作家。
边缘文学的反击
王亚奇：说到刘慈欣，他和郝景芳获得雨果奖之后，引发很多人对这项国际奖项的关注与讨论。他们获得雨果奖对中国科幻确实有了实打实的促进作用吗？对中国科幻具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吴岩：《三体》的出现，让科幻彻底“出圈”了，之后刘慈欣又获得了国际奖，这回影响就更实在了。
《三体：”地球往事“三部曲之一》
刘慈欣 著
科幻世界 | 重庆出版社，2008-1
就是说如果中国科幻小说只得过一次奖，那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有偶然性的。
比如说，某场运动会你获得冠军，是否能说明你就是世界第一？也不一定。如果这次恰好多国家没参加，只有少数国家去了，一个运动员跑了，得了第一名，他就最牛吗？偶然性太大了。但一次是偶然，多次不是偶然了。我们的科幻小说连续两年得奖，并且还有一些作品每年入围，这个概率就不同了。说明我们确实到达了前沿梯队。
还有一个变化是现在作者越来越多，过去主要是一些科幻迷爱好者在写，现在各行各业的人都开始写科幻了。
王亚奇：关于科幻的普及，在《中国科幻文论精选》里，有收录一篇韩松老师的文章，是讨论1999年的高考作文题《记忆可以移植》，很多乡镇青年可能没有接触到过这种文学类型，但它出现在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考试上。
吴岩：是的，好多人都是在这段时间里接触到科幻的，《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就是这年考的。
《流浪地球》标志着中国科幻电影的新高度。
钟毅：韩松老师这篇文章认为有的乡镇小孩，没有读过科幻，也没有看过科幻电影，他可能会把“记忆移植”理解为把两个人的头砍下来，然后互相换。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吴岩：科幻作品里总是会涉及到社会的变化，因为科技变化总伴随着社会变化。科幻作品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这种变化。韩松应该是这个意思。
其实科幻作家本身并不是什么“更高层”的人，他们往往都是在“边缘”的，科技领域里边他们也属于“不务正业”的那类人。
钟毅：提到中国科幻，很难绕开刘慈欣，他的作品其实争议一直都在。一是说他的文学性不足，比如有人说他写人物会写得很干瘪。
第二种批评是说他作品里面的女性形象不够立体，对女性不够尊重。这两个批评您是怎么看的？
吴岩：最关键的是，你做这个批评的时候，你的立场是什么？
你的立场如果站在经典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西方经典文学批评的角度，就可能会对科幻有很多诟病。但是科幻文学、还有武侠文学等等，都不是“经典文学”。科幻文学是在科技时代以后产生的一种文学，这种文学其实在早期的美学里是不受关注的。
陈平原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千古文人侠客梦》，人们过去认为武侠小说也是低级的，但他研究武侠小说后，认为武侠小说有自身的美学。
他说像科幻、武侠这些类型，由于它不在原来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范围之内，这些东西无法用老的纯文学标准来判定，需要给这些文学建立一种新的美学。经典的文学家，很可能不知道科幻到底美在哪。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二天，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所开过一个会，叫“中国想象力研讨会”。刘慈欣也参会了，他说所谓文学是人学，站在人的角度考虑人性。但是有人的历史，可能10万年，最多20万年，而这20万年里边有文明的可能1万年，其中有记载的5000年。 这么短的一个时辰，相比从宇宙大爆炸一直到宇宙的未来这么长时间，文学只cover（容纳）太小的一块吧？
也许科幻文学能容纳更多。科幻小说里边有的完全没人物，就是讲宇宙的发展，它也能形成一个故事。或者它完全没有人，只是讲未来机器的变化，这也是一个故事，对吧？
有人说，现在科幻小说的人物是“功能性人物”，这些功能性人物是要完成故事中相关功能的，功能性人物就要用功能性人物的评判标准，内心世界也许不是特别重要。
我感觉纯文学似乎也已经走到头了，他们也必须发展，所以纯文学应该借助科幻文学的这些变化，去反观自身应该怎么发展。站在这样的立场，您说的几个问题都能得到不同答案的回答。
当我们抵达未来
钟毅：在冈恩《交错的世界》的序言里，他提到世界终于追上科幻的脚步。我们现在其实的状况更像是陷入某种疲惫，科幻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新鲜感越来越少。比如说我之前看到一个太空飞船，我觉得很震撼。但我现在觉得它们是科幻的“标配”，就是科幻必须要有这些东西。
《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
[美]詹姆斯·冈恩 著，姜倩 译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9
还包括其他一些设定，比如很火的平行宇宙、黑洞。这些东西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反复出现之后，是我们对宇宙或者说我们对其他世界的一种祛魅，我不知道有没有去没有完成，但是可能大家就已经没有那种新鲜感了。
吴岩：我、韩松刘秀娟曾经有过一段对话，对话里我表达的观点很明确，就是说科幻其实基本上已经是濒死的文学，科幻文学正在走下坡路。
在弗兰肯斯坦、玛丽·雪莱、凡尔纳，甚至阿西莫夫的时代里，科幻小说遵循这样的模式，人有新的想法，借助科学的路径，经过多年研究和努力，让这种想象成为现实，科技及大地改变了生活。
但是今天不是这样，就像你刚才讲的，为什么人会疲惫？因为在今天，未来无限地和现实接近了。比如我们说“未来已来”，许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口号，说未来紧迫地逼近我们。
但“未来已来”不是口号，而是现状，我们今天生活在未来里。我们为什么疲惫呢？因为我们在未来中无法处理未来，迎接不了未来。
我举个例子，你买一个新设备回家，你基本上是不看说明书的，基本上就那么几个按钮，你按照惯性来使用。其实你仔细看说明书，这台机器远不止现在这功能，它的功能多得不得了，这些功能都是最近开发的，还在增加功能。只要你买了，许多新的功能会逐渐加到你的设备上面。每天，新的未来通过这个设备进入你周围。但你根本不会用，你甚至都不知道，不理不睬。如果你用，你的生活会变得非常不一样。这就是 “未来已来”的状况。我们其实生活在未来里边，但是我们的状态应接不了。
这种现实和未来交叠的状态，科幻文学在产生的时候没有出现。所以我为什么说，现在这种科幻文学已经被淘汰了，它现在需要一种新的文学来取代，这种文学能表现出我刚才说的这种状态——未来深深嵌入现实，你为此而困惑、疲惫。
新的文学要把这种疲惫、把这种困惑，最关键是这种状况写入其中才行。
电影《飞向太空》。
王亚奇：所以说科幻它本身有一个任务，它所肩负的任务，就是表达我们大家的感受。它和传统文学的区别优势在哪里？
吴岩：我觉得关于文学最重要的东西任何时代都一样，用一句俗话说就是要感动读者。
钟毅：中国科幻之所以比较难进入主流视野，和中国的影视行业不够发达、没有能力去做这些项目有关。在《三体》《流浪地球》后，大家似乎突然意识到科幻的潜力，您是怎么看科幻和商业的关系的？
吴岩：除了文字，科幻其实还有很多载体。我每年做中国科幻产业报告，发现科幻小说的商业价值只占10%左右，甚至更少。电影和电子游戏占比更高。
其实电子游戏占比比电影还高，那么这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今天科幻的载体已经转移了，所以这也是小说死亡的另一个原因。
王亚奇：所以说游戏影视这方面商业潜力还是十分巨大，是不是说明读者对于科幻本身还没有倦怠，可能是创作者要发掘出来更多新的东西。
吴岩：科幻小说这种形式死了，但电影和游戏还活着。但将来，电影也会死的，为什么？
为什么你现在看大部分漫威片都觉得不好看，你可能把它归结为因为它不好好创作，但事实上它比原来也有提升，但你已经对这类东西已经不认可了。所以我们需要结构创新，模式创新。也许元宇宙是下一个载体。
王亚奇：纪录片《回到太空》里，马斯克说在1969年人类就已经可以登月了，但是后来我们好像把这样一个技术给遗忘了。所以在科幻作品里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作者会选择去认为一些技术是没有必要，然后把它给遗忘了吗？是不是跟时代背景有关系。
纪录片《回到太空》。
吴岩：科幻作品里有太多讲述这种情况的作品。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写过一部《玛拉和丹恩历险记》。里面的内容就是，我们生活在未来，但是我们不知道地铁和飞机是什么了，因为没有人会使用。
说到马斯克，他的很多东西就是好莱坞的技巧，拍视频，然后分发给媒体，孙佳山说，这些就是“科幻”的一种媒介的转移。
最近还有一篇文章，叫《谁在定义未来？》，文章中说美国关于未来的科幻电影各国都看，其实它就无形中定义了未来。这个新的看法认为，各民族文化都应该掌握未来定义权。
我们国内还做得不够，人工智能时代这种不平等，我们知道得太少，我们想得太少，论述的太少。我们总是觉得这些与我们无关，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真的会造成巨大的不平等。
王亚奇：大家现在的焦虑还是很普遍的。前段时间，谷歌工程师说AI已经具有性格这件事情还登上了头条，然后在微博上引起很大的讨论，人们对AI还是很恐惧。
吴岩：这件事情暂时不用焦虑，现在还是“弱人工智能时代”，离“强人工智能”还早，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工智能还没有自主性。
比如说再傻的一只狗，它是自主的，它进来以后转一圈，然后它可能出去或者不出去，但是机器到现在为止没有就这种自主性。
因为我知道在技术上还有距离。有人说人工智能没有情感，但是情感是很好“做”的。
因为我是研究心理学出身的，什么是情感？就是认知的附加状态。比如说我跟你俩聊天，我觉得聊得挺高兴的，高兴和喜欢是怎么产生的？就是聊的过程中我自己产生一种神经的递质，有化学物质分泌到我血管里边产生全身的变化，然后我就感觉挺好的，我愿意多聊会儿。聊得不高兴的时候，也会分泌一种东西，然后就让我觉得坐着都不舒服。其实模拟感情很容易，将来你把这种机制变成某种电子回路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情感不是自主性，我们真正害怕的这个是人工智能产生自主性后不受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钟毅、王亚奇、吴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