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影音
先成神，后弑神
在《弑神者的历史：略萨谈马尔克斯》里，巴尔加斯·略萨实际上谈的是一个新神是如何立起来的，他大量引用老马自己的话——老马讲了此书的来历，讲了它的构思和写作经过，这些构成了有关的《百年孤独》的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评论话语。——云也退99%以上的注意力都被1%都不到的事物吸引走了。在这1%里，就一定有《百年孤独》。一般人说起自己所知的外国文学名著，一定会第一时间说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这本小说。另外还会同一时间说起的，大概有《老人与海》《月亮与六便士》和《局外人》。围绕《百年孤独》的话语早已过度，效果只是让这四个字，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名字，更多地出现在人们看屏幕的眼球前。媒介技术的剧变，使不到1%的事物成为彻底的名声赢家。古罗马人塞涅卡说过，名声是最恐怖的东西。一个人的名声掌握在其他人手里。巴尔加斯·略萨1936年出生，比加西亚·马尔克斯小8岁。两个人几乎同时跃上拉美的西班牙语文坛，对1950—60年代拉美的“文学爆炸”贡献了各自的拳头产品，更可贵的是，“文学爆炸”的几位主将，彼此大多欣赏，也尊敬文学前辈，巴尔加斯·略萨不仅小说多产，还是最勤奋的评论家，如果只想跟随一个人去理解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么，略萨就是当仁不让的选择。他称自己这位兄长是“弑神者”。弑神，意思是把上帝给杀掉了，比喻推翻了之前的权威，或曰推翻了那些让所有作家、所有讲故事的人都遵循的原则。这固然是简化了又简化的说法。作家并没有什么共有的上帝，即便《百年孤独》也是追随了威廉·福克纳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福克纳1920—30年代创作的《喧哗与骚动》等作品顶礼膜拜，有意学习，为此前往福克纳在美国南方的家乡。略萨写道：“胳膊下夹着福克纳作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坐着大巴车，在美国南部诸州旅行，这对于他来说，无异于一次对文学之路起点的朝圣。……如今更受到了启发，领悟了自己应该从哪几条线索入手，去搭建自己的虚构世界。”福克纳也是弑神者。但是，《百年孤独》因为太惊艳而成功，现在，福克纳的名字有时还要依托老马的名字，才可以被普通大众了解到。在我看来，弑神者若自己不具有成神的潜力，则他的成就也很难被称为“弑神”。在《弑神者的历史：略萨谈马尔克斯》里，巴尔加斯·略萨实际上谈的是一个新神是如何立起来的，他大量引用老马自己的话——老马讲了此书的来历，讲了它的构思和写作经过，这些构成了有关的《百年孤独》的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评论话语。我们得知，他16岁起就开始写《百年孤独》了，在42岁出版《百年孤独》前，他出版过四本书，这四本书，都是在为创作《百年孤独》进行“准备性练习”。《弑神者的历史：略萨谈马尔克斯》（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侯健/译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9月从这些书中能够看出《百年孤独》的端倪吗？看不出来，就像从一只安静的蛹，我们看不出能有一只怎样的蝴蝶从中飞出。可是，看一看这个“蛹”的样子，我们会大有收获。四本书之一是小说集《蓝狗的眼睛》，集子里的故事，主人公分两类，或是一具活着的尸体，或者就是一个已死的、却还在喋喋不休的活人。死中的活，活中的死。第一个故事叫“第三份辞职书”，一上来，就是一位医生的话：“太太，你的孩子病势已重：他死了。不过呢……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种复杂的自动营养系统来延续他的器官功能。只是运动肌功能有点不一样。……我们会负责照看他的生命复活，复活也是以一种正常的形态完成的。这不过是‘一种活着的死亡’。”荒诞的味道出来了，却没有讽刺的意图，而是有一点神话故事的透明度。故事中，这具躺在医生和女人面前的尸体，仍然活着，能听到他头脑里可怕的噪音：“这噪音有着光滑的皮毛，几乎无法触摸。”他还想做到更多，想去抓住它，不让它重新钻进自己的耳朵，也不让它从嘴里冒出来，钻过脸上的每一个毛孔。但这种“毛茸茸的噪音”却在他头盖骨内壁上频繁敲打、撞击，冰晶一样的星光纷纷溅落……他仍想逮住它，捏扁它，把它扔到地上踩踏，直到它变成一个普通的东西，一个完整的死亡……起初是软的、毛毛的，然后变硬，接着又成了某种能挤压的东西。我想读者再有耐心，到这里也该被一种琢得很深、研得很细、自我痴迷的幻象弄得没心思往下读了。应该看到这是不成熟的写作。但《百年孤独》令人称赞的故事性，离不开这类文笔操练。显然，它们“形式”上的实验远远高于情节构思，《蓝狗的眼睛》里只有一篇故事是有较为清晰的情节的，讲一个妓女杀了她的一名嫖客，诱使一个丑陋的餐馆老板作假口供，这个老板仰慕她，一直免费给她送吃的。有的故事彻底看不懂，如“杓鹬之夜”，讲的是一群杓鹬不知怎么的弄瞎了三个人的眼睛，不过从其中，能看出加西亚·马尔克斯会在《百年孤独》里发展的一个主题：动物的奇趣行为。现在我们把格局拉大一些：我们要注意到，《百年孤独》前，其他拉美作家，也在小说做过类似的探索，企图通过形式上的创新来营造“魔幻”氛围，并因此像《蓝狗的眼睛》一样，付出了削弱故事性的代价。没错，我说的就是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他的名字曾使拉美世界欢腾，因为他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是的，阿斯图里亚斯的名字，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之侧显得过于暗淡了，如今很少有人提起他，也不会把他看做“文学爆炸”里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可是，这位危地马拉小说家，也是资深外交官，对拉美小说的贡献可谓是“前浪”级别的。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就是两本长篇小说：《总统先生》和《玉米人》。《总统先生》出版于1946年，是他最成功的作品，它讲的是拉美最典型的政治现象——独裁统治，从第一页起，你就能被浓厚的实验色彩，作家把声音和情节叙述混杂在了一起。在一段话里，他写道：“几头骡子拉着一辆有轨电车，电车一下子又变成了一个女人。骡子不肯走，赶车的人破口大骂，用鞭子抽打，打了还不走，便用石头砸，最后只好请乘客下车，一起又赶又打，骡子才继续往前走……”紧接着是一行“嗯，哼，哼”。接着新起一段，两个词：“大傻瓜！大傻瓜！”我们完全可以体会这里面的“魔幻”味道——不仅魔幻，而且错乱，使人莫名其意。此书的许多篇幅都可称作“梦呓一般”，形式上的创新达到了一定程度，但情节还是可以辨识的。而在下一本重要作品《玉米人》中，许多情节，例如一片土地年复一年地都在长出皱纹，就像一张老汉的脸孔，又例如，武士点燃篝火，使灌木燃烧时，那些灌木发出了嚎啕的哭声……这类夸张的细节，说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的，不会有人怀疑。但是老马自己给“魔幻”祛魅了，或者说，他讨厌“魔幻”二字被如此肤浅地流传、谈论。于是出来澄清。他说：“我认为自己是个现实主义作家”，“《百年孤独》的现实主义色彩更浓”。为什么呢？“魔幻”的东西竟反而是现实的？他这样解释：“因为我认为，在拉丁美洲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万物皆现实。……我们从小就生活在满是奇幻色彩的环境中。但一开口说那些奇幻的体验，就会显得不真实。”我觉得每个想要好好理解老马的人，都应该反复琢磨他的话。一切都可能，万物皆现实，这是一种在一定环境之下浸淫很久的人会产生的顿悟，作家所需要做的，也是最难的地方，就是找到合适的叙事手段，去说出那些体验，让人能听懂、能明白。一旦找到了，娴熟了，则读者就不会感受到一种刻意编织的奇异感，而是自然而然地，被文字中那种氛围所笼罩。阿斯图里亚斯面对的是同样的任务：给奇幻体验找到合适的叙事。他的小说的“完成度”显得不太高，但他的努力得到了肯定。1966年，在《百年孤独》正式问世前四年，巴尔加斯·略萨写出了他的代表作《绿房子》，这本小说，从第一页起，就有一种狂乱的氛围，一种可以辨识的狂热的“异国风情”，文字形成洪流把读者裹挟而去。围绕一所妓院的建造和人员的流动，略萨写了许多个充满意识流味道的场景，它们彼此叠加，跳跃，嵌套，意识活动在还没有能够辨识的时候，就瞬间散去，转入下一个场景……略萨自己说过，这本书，是把“我感受最深的经历、把所有头晕目眩的事件都组合在一起”，这是他从一开始写作起就树立的理想。这个理想够高，也够丰赡，他做得很成功，《绿房子》一出就得到了评论界的一致肯定，阿斯图里亚斯的同期获奖，对它的影响力又推动了一波。《百年孤独》的问世，让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显得逊色，但没有遮没《绿房子》的光芒，没有把它变成“前浪”应该说，在给满心的幻意找到合适的叙事手段这方面，老马和巴尔加斯·略萨是各擅胜场。但是在此书中，略萨只字未提他自己的小说，而是一心一意地分析他尊敬的老马，他谈形式，谈内容，谈论了“香蕉共和国”，谈论了老马对福克纳的学习，谈论他写电影剧本的生涯，谈论老马的另一些名作如《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恶时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和《百年孤独》的关系。这是我所见到的，有关的《百年孤独》的最大的一个宝库。他用令人佩服的见识和写作能力，告诉读者说，弑神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创造了一个怎样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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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看到，这么好哭的纪录片
2023年，89岁的高秉涵从台湾启程，执行他最后一次运送骨灰的任务。有人说，他如同一位“灵魂摆渡人”——30余年来，不断往返于海峡两岸，把近200位台湾老兵的骨灰抱回故土。埋葬老兵的公墓多在半山腰，路远难行，他和妻子常常要靠当地人带路才能找到，然后一坛一坛把骨灰抱下山。高秉涵之所以不辞劳苦带众多老兵骨灰回家，是他同样感受过浅浅海峡却咫尺天涯的苦楚。出生于山东菏泽的高秉涵，已经在台湾生活了大半生。时至今日，他仍清晰地记得，自己与母亲在家乡分别时的那个清晨。那是战火纷飞的1948年，母亲忍痛把年仅13岁的高秉涵送上南下的马车。少年高秉涵只因低头多吃了一口石榴，马车倏然转弯，再抬头时，母亲的身影早已消失不见。他也因此错过了今生望向母亲的最后一眼。“从那时起，我这一生就从来不吃石榴”。高秉涵的声音悠悠地穿透银幕，在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的展厅中回荡。2025年3月，这里正在举行“家书两岸·思念成海”展览，作为第二届海丝纪录片大会的子活动，展览以此前在两岸热播的人文纪录片《两岸家书》为依托，讲述两岸同根同源的史实，呈现无数普通人在时代巨变中的岁月沧桑与离合悲欢。“如果菏泽是在厦门的话，可能我比他逃得还早”高秉涵日复一日地运送骨灰，某种程度也是在偿还内心的亏负。当年，他孤身来到台湾，流浪、乞讨、求学、从军，最后成为一名律师。1963年，在金门担任军法官时，他受命经手一件阵前逃亡案。犯案的士兵是厦门人，逃走的理由是想游泳回家，给生病的母亲送药，怎料海流又将他冲回到金门。海峡，亦是跨越不过的天堑。高秉涵又何尝不是面对同样的处境？他掉着泪签下死刑判决，带了一瓶高粱酒，几样卤菜，送逃兵最后一程。身为人子，二人相顾无言。高秉涵在心里说，“如果菏泽是在厦门的话，可能我比他逃得还早。”那晚，军营中的那声枪响，成了高秉涵萦绕一生的心结。而对母亲与家乡的思念，亦如一根刺，深深扎进他的心里。1979年，高秉涵终于等到了一点希望。1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结束军事隔绝对峙状态。台湾当局虽采取“三不政策”阻隔，却挡不住民间往来的暗流，来自台湾的一封封家信，通过香港转寄等渠道不断抵达大陆。同年8月，高秉涵在去西班牙参加国际会议期间，鼓起勇气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这封信从欧洲寄出，经过美国，转了大半个地球到达大陆。一年之后，高秉涵收到家人回信，原来就在他寄信的前一年，母亲已经离开人世。得知这个消息的高秉涵，此后又苦等了10余年，终于在1991年，经过层层手续，回到了阔别43载的菏泽老家祭拜母亲。而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老友桑顺良的骨灰和遗书。年轻时，高秉涵只觉得桑顺良很怪，“一个帅哥，但是任何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他都不接受”。直到晚年患重病，桑顺良才向高秉涵和盘托出，自己在家乡早有恋人，名叫肖娟娟。他同时托付给高秉涵一封信：“亲爱的肖娟娟，你是否早已结婚生子？这是一封寄不出去的信，也算是我最后的遗书……”回到菏泽的高秉涵费尽周折，终于在城西北的肖老家村找到肖娟娟。老人一生未嫁，她摸着骨灰坛上爱人的照片，眼泪滚落，眼里却又带着笑……第二天肖娟娟穿上大红嫁衣，与桑顺良的骨灰拜了堂。几个月后，她离开人世，二人合葬于菏泽田野间。“终其一生，对你我都不会做第二人想”比桑顺良、肖娟娟幸运，《两岸家书》中另一对青梅竹马却同样分离多年的爱人，最终等来了相聚的一天。1982年春节刚过，台北大雨，湖北籍退伍老兵王德耀冒雨在溪边钓鱼，只见一人在水中沉浮，原来是同乡“向君”。“向君”把一路叼在嘴里的塑料袋递给王德耀，吵嚷着让他请客。塑料袋内的书信虽无落款，王德耀却知道：“一定是她，谷香！”这一年，是王德耀与结发妻子刘谷香分离的第三十三年。1948年，武汉国民党军接到南京方的整训命令，王德耀匆匆返回浠水老家与新婚妻子刘谷香相聚，短短十日后，他离开家乡，先随部队前往南京，后又随溃败的国民党军队撤退台湾。离开时，他只带了妻子的书信、合照，还有一本手写诗集《绿窗闲草》。未曾想，此后几十年，王德耀再没得到妻子的任何消息。他一遍遍读着《绿窗闲草》，将思念倾入笔端，但是满腔深情却只能装入信封，锁进抽屉。耳闻大陆历经风雨，王德耀甚至不免忧郁，刘谷香能否抵御命运的风暴，她是否已如落花般香消玉殒？直到《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书信成为两岸再续情缘的重要桥梁。此后的某天，在浠水同乡拍摄的寄给大陆亲人的照片中，王德耀悄然入镜。照片从美国辗转到浠水，被刘谷香一眼认出。彻夜难眠的她，含着泪写下六首无题诗——“青鸟几时探客讯，白头何处寄征衣。年来多少伤心话，付与愁鹃带血啼……”，在1982年的春节送到王德耀的手中。自此，王德耀与刘谷香开始通过书信频繁往来，后者甚至曾在一天收到对方21封来信，最长一封高达2万字。王德耀在信中写道：“终其一生，对你我都不会做第二人想。”只是，面对爱人的深情，刘谷香却有苦衷。此时的她，已经历了两次改嫁、两度丧夫。“哪知你是个多嫁的夫人！”得知情况的王德耀一时难以接受，回信给刘谷香：“除了正常通信以外，别的就不必细谈了吧！”王德耀并不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刘谷香恰是因他赴台而成了矛头所指，几次自杀未遂。饱受歧视不堪重负的她，被迫改嫁。两任丈夫离世后，独留她一人拉扯四个孩子长大。最终，得知真相的王德耀懊悔万分：“我占有了你的青春，却使你受到几十年的巨大折磨，我是一个罪人啊！”而这，也坚定了他回乡的决心。只是，身为单身荣民的王德耀受到严格管控，离岛申请一再被驳回。这一时期，许多与王德耀有着相似命运的老兵再也无法忍受长期的困顿和等待，有些人甚至走上绝路。王德耀用一年时间上下奔波，放弃退伍金，摆脱荣民身份，经历繁复的手续，成为一名持有执照的厨师。1984年7月27日，他变卖所有家产，加入旅行团离开台湾，前往泰国曼谷。在曼谷，他发了一封电报给故乡的老伴。旅行团的回程经停香港，王德耀设法取得了旅行证件，随后悄悄离团，独自从香港前往广州，再飞往武汉，终于在刘谷香60岁生日来到之前，拨通了浠水老家的电话……自此，两人结束了长达三十七年的分离，终得团圆。“每一封家书后面，都代表那个时代千百万家庭的共同命运和共同情感”《两岸家书》播出后，有台湾网友感慨，王德耀的故事和自己的表叔公一模一样。“终身未娶的表叔公开放后回老家探亲，留在大陆孤身带一子的表孃，迫于现实再嫁生四儿女，临别时表孃苦苦抓住表叔的衣服大哭，打动了现任放手成全他俩。而今，二人都化为尘土，在故乡云南寂静的乡下，永不分别。”只是，并不是所有的重逢，都能换来余生的相守。就像片中，生活在东山岛铜钵村的林秀春，只能在苦盼多年后，接受丈夫谢亚和已在台湾另娶的事实。1950年，一路溃退的国民党军队为补充兵力，在福建沿海四处抓壮丁，其中就包括距离澎湖直线距离只有98海里的东山岛。仅两百来户人家的铜钵村，有147名男丁被抓去台湾，谢亚和便是其中之一。临走前，谢亚和给林秀春抛下一枚银元。往后余生，林秀春抚养子女老人，一人扛起养家重任。再苦再难，她都没有花掉银元。因为那是丈夫留给她的信物，他对她说：“等我回来”。1987年，台湾当局开始允许民众前往大陆探亲，谢亚和回到家乡，腿脚不便的林秀春几乎是爬着见到了丈夫，以及，丈夫身边的女人。此后，每次回东山岛，第二任妻子都和谢亚和寸步不离。直到去世，林秀春、谢亚和也没有单独相处的机会……也许，就像林秀春咽下苦楚无奈说出的那句“不怪你，是历史造成的”。在风雨飘摇的大时代里，个体的选择，很难粗暴地用“对”与“错”评判，每个人都是被乱世裹挟着前行。而个体命运，终究是时代的投射。作为纪录片总导演的洪雷，就曾在参与单向空间举行的创作分享会时提到，《两岸家书》以家书为载体，但其背后，“是以历史、时代为纲”。作为联合总导演的张钊维也表示，“每一封家书后面，都代表那个时代千百万家庭的共同命运和共同情感”。“我们彼此间需要情感，而不仅仅只有情绪”洪雷和张钊维，分别在大陆和台湾成长，祖籍却都是福建晋江。3年前，洪雷在福建闽台缘博物馆，看到正在筹备中的、收集了1000多封两岸之间书信来往的家书展，大受震撼，随即萌生了以家书为载体讲述两岸故事的想法。他找到张钊维，组建了一支由两岸创作者共同参与的团队。此后，大家翻阅了大量大陆和台湾专家学者的书籍，多次走访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等多个文化场馆，收集到12000多封家书，从中挑选了约20个案例，近50封信件。《两岸家书》的历史背景，则聚焦于大陆移民开发台湾时期、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台湾光复初期和两岸民众分隔时期，时间跨度从清代直至当下。“我们想把台湾这三四百年的历史和发展脉络给大家讲清楚，台湾同胞在日据时期被迫改用日本人名字，户籍要改，国籍要改，他们怎样反抗，光复以后又经历了什么？”在洪雷看来，这也正是他们拍摄影片的一个初衷，“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经历共同的时代风云变幻，但也还是有所不同。我们彼此间需要情感，而不仅仅只有情绪。”随着一封封家书被“开启”，年轻观众显然找到了情感共鸣——他们在评论区说，“好像重新理解了‘乡愁’这个词的含义”；而在弹幕中，“回家”二字则悄然刷屏。至于片中出现的人物，有早期台湾的拓垦者张士箱，有执着于以笔墨为台湾存续中华文脉的《台湾通史》作者连横，有踌躇满志赴台主持省立编译馆的语言文学专家许寿裳，有“宁可失去故乡”也“不要做一个无国籍的孩子”的寄居北京的台湾少女林海音……但更多的，是如高秉涵、王德耀、刘谷香这样的普通人。比如，作为土生土长的台南人，因不堪忍受日本的殖民统治带着全家定居北京的梁永禄；比如，协助收转两岸同胞1万多封寻亲家信，并将自己在香港轩尼诗道德兴大厦中60平米的小屋开放给离散家庭团聚的田圻畅……这些洪流之下的平凡人，却在努力做着不平凡的事情。正如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汪毅夫所说，《两岸家书》每集虽只有40分钟，“展示的却是无数普通民众的生命史”。而洪雷觉得，正是这种记录与展示，这种对历史细节的爬梳，让主创团队发现，那些借由一封封家书串联起来的人们并未真正远去，“他们的痛，他们的泪，他们的困惑和热爱，我们可以感同身受。历史，于是有了一张张具体的脸。”
19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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