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爆火俄剧里,你能目睹红色帝国的腐烂
原创2024-01-31 16:47

在这部爆火俄剧里,你能目睹红色帝国的腐烂

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渣渣郡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文章摘要
俄罗斯爆火剧集《男孩的誓言》通过描绘上个世纪青年帮派的血腥故事,展现了苏联末期的混乱与迷惘,以及犯罪浪潮对社会的影响。

• 💥 《男孩的誓言》引起了泛苏维埃文化圈的热议和独联体人民的怀旧热潮

• 📚 该剧集根据作者的真实经历改编,呈现出红色帝国的缓慢腐烂

• 🌃 描绘了喀山市的衰败景象和青年帮派的犯罪行为,展现了苏联末期的混乱情况

描述上个世纪的青年文化现象,是创作优秀文化产品的富矿:

 

比如,美国有《在路上》、英国有《猜火车》、日本有《青春残酷物语》、中国也有《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和《顽主》。

 

现在,俄罗斯也有了一部名叫《男孩的誓言》的剧集,它通过描绘上个世纪青年帮派的血腥故事,引起了泛苏维埃文化圈的热议,引发了独联体人民群众的怀旧高潮,甚至有数据显示,在俄罗斯,83%的人都听说过这部剧。

 

在这部爆火俄剧里,你能亲眼目睹红色帝国的缓慢腐烂。




 


上个世纪80年代,苏联治安下行,青年黑帮开始在各个城市涌现,学校也成了斗殴的战场。

 

面对没帮派就会挨揍的状况,加入帮派成了苏维埃年轻人,尤其是男孩的一种生存智慧。

 

基于此,一个名叫Robert Garaev的男孩,加入了家附近一个名叫низы的帮派,他们和喀山其它150个青年帮派一起,用暴力攻击它人,占领街区。

 

50年后,长大后Robert Garaev开始反思自己的荒唐青春以及俄罗斯何以至此的问题。于是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名叫《男孩的誓言:鞑靼斯坦犯罪1970-2010》的书。

 

这本书的内容,就是《男孩的誓言》剧集的故事核心。

 

《Boy's word. Criminal Tatarstan 1970-2010》,2021,Robert Garaev

 

小说里着重描绘的时代,是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但《男孩的誓言》剧集却做了调整,把时间线调整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喀山市的一个冬天。

 

镜头下展现的苏联,不是威武的苏联红军,不是金碧辉煌的克林姆林宫,也不是优雅的歌剧,它用力表现粗野主义设计的社会保障租房、匮乏的商店货架、混着泥的积雪以及起皮的壁纸,导演将这些元素组到一起,再配合偏灰的滤镜,生成了一幅衰亡的景象,让人看着就致郁。


剧中的一幕,一辆行驶在喀山市的拉达G8 VAZ-2108汽车。

远处那种建筑就是粗野主义设计建筑,在中国也很常见,常被作为社会住房。

苏联75%的房屋都是它,它们由工业生产的混凝土板搭建而成,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毫无装饰。

 

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安德烈,就是身处其中的一位年轻人。

 

安德烈是音乐学校的中学生,他跟母亲和妹妹住在喀山市的一座“斯大林式公寓”里生活,梦想是成为音乐家,家里没钢琴,就自己手画了个钢琴键盘,天天跟家里苦练,一副好学生做派。

 

按照这个趋势走,就算安德烈成不了音乐家,长大了以后估计也是从事音乐行业,在苏联解体后讨个相关工作,平平淡淡地过完这一生。

 

但校园暴力的蔓延,让他的人生偏离了既定轨迹。

 

正在拿纸钢琴练习的安德烈

 

一座二层斯大林式公寓,它由煤渣砖制成,配有木质天花板,于战后兴建。

由于造价便宜、工艺简单,是当时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战力。

虽然老旧、粗糙,但俄罗斯房产界有:«Сталинка» – это качество! 的说法,即斯大林式住宅是质量的代表。

 

安德烈的中学时代,也就是剧中所展现的20世纪80年代,正是苏联犯罪率狂飙突进的时刻,出现了一大波以犯罪为生的人。数据显示,在1960-1990年,苏联有3000万人被判刑,其中1/3再犯罪,足以证明当时的混乱情况。

 

当犯罪浪潮影响社会,学校亦不能例外,切钱就成为了校园霸凌中最常见的罪行。

 

面对学校帮派的勒索,安德烈没有寻找共青团执勤纠察队的帮助,也没有低头服软,而是选择了加入另一个青年帮派,以暴制暴。

 

安德烈的选择是一种无可奈何,因为在当时的苏联喀山,不加入帮派的孩子被称为“чушпан-无帮派人”会被街头青年帮派无情压榨,而向公权力寻求保护也会招致更大的报复,这种绝望在当时青年帮派的警告中展露无疑:

 

“可以抓住我们一个人,但我们剩下的人会一直捕猎你。”

 

被切钱的安德烈

 

面对这种状况,安德烈通过朋友马拉特加入了家附近的青年帮派——百货商店,从此脱离了“无帮派人”的身份,不会在校园被勒索和殴打了。

 

百货商店由马拉特的哥哥沃瓦·阿迪达斯建立。在他从阿富汗战争归来后,他重新成为了帮派的领袖。

 

在日后,他带领这个青年帮派与安德烈一起在暴力之路上越走越远,从盗窃、大院群架,到拦路抢劫,再到寻仇杀人和经济犯罪,他们用暴力和鲜血,书写着俄罗斯黑帮崛起的序章,也演奏着苏联落幕的哀乐。

 

马拉特和安德烈


马拉特的哥哥沃瓦·阿迪达斯,胸前的勋章有:

2级士兵证章,士兵技能水平证章,分为M、1、2、3四级,以M级为最高

优秀陆军奖章

二级军事运动员证章

近卫军证章,近卫军部队的识别证章

伞兵证章,伞兵资历章,正面或反面标注跳伞次数

 

在街头少年一步步成为黑帮之外,导演也通过描绘大人们的视角,来展现苏联末期的混乱与迷惘。

 

作为百货商店帮派中唯一的成年人,刚从阿富汗撤军归来的一线优秀士兵沃瓦·阿迪达斯,或许比谁都更明白这个国家的内部问题和机遇。

 

于是,在他回归生活后,便迅速完成了身份转变。他拒绝了高干父亲提供的工作机会以及继续教育的道路,而是选择拦路抢劫、收保护费、开地下录像厅……做起了犯罪生意。



而对于这些孩子们的父母而言,苏联的崩溃早就在他们家庭内部发生了。

 

他们搞不清自己的好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只能感受到:当旧的道德与生活方式不再被年轻一代接受,当生活变得愈发混乱,无论自己是高官还是老百姓,自己不过是大时代浪潮里的一叶浮萍,只能绝望地看着社会和家庭分崩离析。



《男孩的誓言》通过大量的苏联元素,展出红色帝国社会晚期的广阔生活全景,而其中青年帮派的犯罪细节并不是毫无来由的闲笔,而是大有深意的细节。

 

而这些细节,都是俄罗斯从过去延续到现在的残酷记忆。


 

 

《男孩的誓言》剧中的角色、帮派乃至事件,都是在俄罗斯历史中真实存在的。

 

其中很多人物的最终命运,大多死在了苏联解体后的混乱时期,死因多为仇杀、暗杀以及司法审判。

 

 

值得一提的是,《男孩的誓言》的原作者 Robert Garaev ,他在剧中对应的人物就是主人公安德烈。

 

“为了脱离帮派,我妈带着我搬离了喀山,我上了大学,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在25岁的时候,我搬到了莫斯科,干过记者、DJ和导游,总之我远离了‘街道和兄弟文化’。”Robert Garaev说。

 

 

Robert Garaev 所展现的这段青春,被后世视作俄罗斯黑帮崛起的标志性事件,它们的行为在俄罗斯犯罪学家眼里有个专有名词——“Казанский феномен - 喀山现象”。

 

喀山,俄罗斯联邦第六大城市,距离莫斯科797公里,位于伏尔加河和卡赞河交汇处,是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的首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喀山迎来了超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俄罗斯人、鞑靼人、楚瓦什人、乌克兰人、犹太人……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参与建设,并形成了各个族群的街区和大院。每个院落的孩子都会抱团玩,于是他们便有了领地意识,打架也变得时常发生。

 

比如剧中的百货商店帮派,被认为是喀山最著名的帮派“Tyap-Lyap”,他们是喀山Teplokontrol工厂附近长大的孩子,帮派名称就是由工厂名字化变而来的。

 

Tyap-Lyap帮派成员

 

随着冲突的升级,越来越多的帮派开始军训自己的队员,具体做法就是练拳击。

 

同时俄罗斯传统拳击习俗,也随着移民影响,开始重新在城市青年群体中流行。这种团队搏击项目被称为stenka na stenku,大概意思就是团队拳击,早在12世纪就是俄罗斯人的底层娱乐活动,是彰显男子气概的喇叭,彼得大帝甚至认为这种游戏能够彰显国民能力。

 

但在苏联时期的喀山,这种习俗却增大了对抗的激烈程度,甭管是娱乐性质还是冲突性质,整个城市都成了战区,所有孩子都打成了一锅粥。

 

古代典籍中记录的stenka na stenku

 

街头上的孩子是黑帮最好的后备军,尤其是赶上了国家衰退的时期,基层管控的失效,会使得这种转变速度大大加快。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走进停滞时期。经济萎靡,粮食产量下降以至于国家需要花费大量外汇购买粮食,同时由于生活必需品供给不足,社会秩序也开始受到影响,生产率节节下滑,旷工、酗酒成为了社会问题。

 

在一切衰退的背景下,对于经济的监管也出现松动,为了将权力变现,苏联国企负责人开始跟街头帮派合作,这种犯罪形式被称作“地下车间主任”,影子经济从此兴起,那些负责中转的帮派开始从街头斗殴向有组织犯罪进化。

 

这种进化的内在逻辑是,苏联时期的经济犯罪与现代的毒品犯罪一样,需要在暗处处理大量物流与销售工作,并且需要一套行之有效且安全的沟通机制,而这些必须建立在暴力之上,于是那些街头上的年轻人,便自然而然地也就被视作了一种暴力资源。

 

如果说过去他们为“街区的荣耀”、为了广场的娱乐空间而战,那么从70年代开始,他们便为犯罪而战。根据数据显示,80年代,喀山12-18岁青年中,有1/3是帮派成员。

 

《男孩的誓言》剧中正在“军训”的百货商店成员

 

金钱催生烈度更高的犯罪。

 

在这种剧变时刻,青年帮派的组织架构也变得愈发明确,有了有组织犯罪的雏形。

 

《男孩的誓言》展现了青年帮派的组织架构,他们以年龄进行分层:

 

第一级别,以13岁左右的孩子为主,他们属于组织的预备队,负责在组织实施犯罪行为时放哨。

 

第二级别,以14-19岁的学生为主,他们是团队中的战士,负责保卫院落,防止地方侵袭,同时负责收取第一级别成员的“会费”。

 

第三级别,20岁以上的成员,属于组织中的领导者,尤其是当过兵的人,更是有权发动帮派战争、制定更大的犯罪计划。

 

除了等级制度之外,当时的喀山青年黑帮还有严格的纪律性,比如禁止饮酒、吸毒、抽烟,同时爱国情怀也是要求


随着喀山青年帮派犯罪变得愈发猖獗,他们的小打小闹最终塑成犯罪巨浪。

 

1978年8月,Tyap-Lyap帮派为了争夺街道控制权,向另一个大院的kontora发起攻击。50多名手持铁棍、匕首甚至枪械的Tyap-Lyap成员,在对方社区里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每一个人,造成数十人受伤、两人死亡。

 

次年,司法机关起诉了这个多达百人的青年帮派,在调查中人们发现:当你看见一只蟑螂的时候,在暗处就有一窝蟑螂——喀山市遍布数百个这样的青年帮派,喀山现象的说法也从出现。

 

但,喀山现象只是犯罪浪潮的原爆点,在别处、在未来,喀山的情况会在每座城市复刻。

 

正在接受审判的Tyap-Lyap帮派

 

喀山现象有多恐怖?

 

青年帮派控制着整座城市,如果男孩不是帮派成员,那么他就是待宰的羔羊;而对于女孩来说,这代表着强奸的风险。而Tyap-Lyap在袭击完对方社区之后,甚至没有人敢报警,因为他们都担心遭致这些年轻人更猛烈的报复。

 

在一部叙述喀山现象的纪录片里,一位女士回忆说:“时至今日,如果等红灯时后面有人,我都会让他先过再等一个灯,这就是那段恐怖时期给我留下的习惯。”


 

那么为什么政府没有有效打击呢?

 

在苏联时期,曾担任鞑靼斯坦刑事调查局副局长的Alexander Avvakumov解释,当时苏联没有逮捕帮派分子的法律,无法对有组织犯罪形成有效诉讼,直到1997年新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才对有组织犯罪做了完善的修订。


 

喀山猖獗的犯罪现象,也引来了西方媒体的报道。

 

在1989年《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喀山街头犯罪的报道中,喀山地区研究青年犯罪的警务专家Savely O. Tesis说:

 

“年轻人的问题,反映了当代价值观的变化。”

 

同时,他还将这一问题归咎于经济下行、离婚率增高与戈尔巴乔夫改革后的道德沦丧。



 


《男孩的誓言》这个题目本身,就带着某种犯罪的“文艺复兴”味儿。

 

男孩的誓言是黑帮文化中常见的“攻守同盟”,这在各国有组织犯罪中都有体现,并不罕见,但在具体实践中,苏联时期的喀山少年帮派,展现出了独特的俄罗斯犯罪传统。

 

男孩誓言的核心要义就是通过一些“对帮派成员不能撒谎”“不跟司法机关合作”的地下道德规则,辅以暴力威胁,以最大可能地隔绝正常世界与组织世界的联系,以此维护组织安全。

 

这种誓言的存在也提高了组织成员的自豪感,给予了他们一种群体精英的感受。比如在剧中,他们管帮派分子称为人,而那些无帮派人则是猪猡。

 

 

再比如,加入喀山帮派的男孩要经过一场残酷的对殴入会仪式,以此证明自己的决心。

 

加入帮派以后,他们会被要求逃学,因为每天都有拳击训练和洗脑教育,因为在苏联街头法则里,只有变得足够强大才能保卫社区。

 

《男孩誓言》中安德烈的入会仪式是跟马拉特对打

 

这些细节,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那时这里的盗匪就已形成了完善的黑帮传统。

 

比如,帮派成员会有绰号、要定期向公共金库缴纳金钱、生活中要用行话、要有纹身,这些做法就是为了避免加入黑帮的人回归正常社会。

 

苏联建立以后,大批人员被送去劳改,在公共领域,斯拉夫传统黑帮的销声匿迹,但这种文化却在劳改营里发酵,成为地下世界唯一的生存法则。

 

在斯大林时期,不论你是政治犯、刑事犯还是因为违反规定而被送去劳教的人,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学会在劳改营与职业罪犯相处。

 

在1937年到1945年左右,苏联政府放弃了改造囚犯的政策,转而实施以囚治囚的政策,即是利用少部分囚犯管制另一批囚犯。

 

这种状况下,职业罪犯是黑暗丛林中的统治阶级。

 

在此其中,身份最高的就是律贼,他们基本都是重刑犯,熟知俄罗斯犯罪传统,因而在劳改世界得到尊重,他们不用工作,主要的任务就是确保其它囚犯能够完成工作,同时他们还可以使唤下级囚犯对其它囚犯,尤其是政治犯进行抢劫,充实生活物资,构建利益同盟。

 

在这个世界里,纹身是囚犯的领章,犯罪地位可以从纹身上直接解读。年轻囚犯为了想在劳改世界获得更高的地位,他们甚至不惜越狱再主动被抓,从而加重刑期,获得地位。

 

在这套地下世界里,维护社会运行的是律贼法庭,对于背叛、违规的人,肉刑不可避免,极为血腥,这些做法,在后来的俄罗斯犯罪浪潮中得到了重新展现。碍于篇幅,按下不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Danzig Baldaev的系列绘本作品,里面信息极为充实。

 

 

如果不是赫鲁晓夫,这套法则会在劳改世界一直运转。

 

为了去斯大林化,在政治和思想上松绑,赫鲁晓夫推行解冻政策,古拉格系统作为政治上的一环也被关闭,大批囚犯回归社会。

 

在政府管控强有力的时刻,苏联黑帮没有发展的土壤。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时刻,黑帮才迎来了真正的政治机遇,开始逐步登堂入室。

 

反酗酒政策让苏联黑帮得以通过私酿酒产业积累大量财富、本意用以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合作社法》使得黑帮得以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成为合法企业(60%的合作社员工是有前科的罪犯)、大量从阿富汗归来无所事事的士兵也成了黑帮的预备军。

 

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时刻,1989年8月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决议》,这是苏联首次承认境内存在有组织犯罪。

 

此时,距离苏联解体还剩不到3年。

 

 

 

《男孩的誓言》第一季已经完结,目前的剧情结束在他们第一次入狱。

 

可以预见到的是,这个帮派会在未来的剧情中为了抢夺资源犯下更多血案,这一点,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他们当中有人死在街头,也有人平步青云,那些极少数的幸运儿成为国家体系的一部分,渗透、交融,合为一体。

 

这是苏联解体后的残酷真相,也是前苏联民众共同的伤痛记忆。



 

《男孩的誓言》展现了这一点,从而获得了独联体地区广泛的共情,甚至乌克兰年轻人都不顾违反政府禁令也要去看盗版。

 

对于讨厌这部片的人来说,这是一部将暴力浪漫化的剧集,而对于喜欢它并为之疯狂的人来说,人们对于它的感受却更显复杂,这种感觉,或许就像曼德尔斯塔姆的那首诗的味一样:


...

 

你的脊梁已被打断

我凄美的世纪

带着一丝空洞的微笑

你残忍而虚弱

回首望去

像一只衰老的野兽

看着自己的爪印

 

...

 

——奥西姆·曼德尔斯塔姆《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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