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孩决定改写命运
原创2020-07-11 07:30

一个女孩决定改写命运

世界高速运转,女性投身其中。“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已成影响社会的重要力量。


虎嗅将目光投向那些富于独立、进取精神的新一代女性,她们来自文化、科技、商业领域,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完成对自我持续的建构与重构。


虎嗅年轻组作品

作者 |  常芳菲



从履历上看,钱佳楠是“人生赢家”的代名词。

 

18岁被复旦大学提前录取,19岁的第一部短篇小说《西村外》就拿到复旦望道传媒首奖。毕业6年后,她放弃稳定的教职,决心去英语世界试试,“额头碰到天花板”似的申请到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硕士。“爱荷华作家工作坊”这个最早也最负盛名的工作坊,在82年间除了培养出众多普利策奖得主(包括保罗·哈丁、特雷西·基德尔等)之外,也为美国文学确立了全新的标准。现在,32岁的她即将赴南加大攻读英语系博士学位。

 

但实际上,一个少数族裔的女性想要在英语世界立足,难度不亚于让美国作家从头学习唐诗宋词。此前,鲜少有成功模板可供参考。她只能在一片大雾中独自行走。沿路很多人都说她不行:“你就只能写上海,你就把上海写写好就够了!”


而疫情让这一切更不确定了,钱佳楠即将前往南加大攻读英语系博士学位,最新的消息是,南加大决定线上授课,根据最新的留学生政策,线上授课的学生有被迫离境的风险。


对很多人来说,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仅仅意味着要穿越天赋、勤奋、审美的重重窄门。

 

而对钱佳楠来说,漂亮履历的背面是她拼命向上,以此来克服贫困本身重力的故事。

 


二十一世纪开端,城市化飞速发展伴随着千万工人“我不下岗谁下岗”响亮而惶惑的声音。

 

时代猝不及防地掀起烟尘,重重落在许多家庭头上。父亲的两次下岗,让钱佳楠的生活从普通降格成贫困。

 

如今“贫穷女孩”已经成为一个轻飘的梗。我们在买不起限量球鞋、高端护肤品、偶像演唱会门票的时候常常发出感叹,自嘲是“贫穷女孩”;Up主们也以“贫穷女孩爱用物”的主题推荐各类护肤品和生活用品。


实际上,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浪漫化的贫穷与真正的匮乏毫无关联

 

因为贫穷,这个家庭永远把花钱当作大事。

 

两年前的此时,钱佳楠在爱荷华(Iowa)听说母亲中风消息的时候,距离母亲病发已经过去了一周。此前,母亲已经因为脑瘤动过手术。

 

母亲中风恶化,是因为没有及时治疗。钱佳楠想买一个轮椅给她。母亲一口回绝,说一瘸一拐可以走;她嘱咐父亲要打出租车去给母亲跑腿,但在一个闷热的午后,父亲还是骑着电动自行车穿过了整个上海。

 

其实钱佳楠早在12岁就知道这种匮乏的真实含义。

 

它意味着早慧

 

彼时钱佳楠小升初还需要电脑派位,小学最后一次家长会上,班主任对每一个家长说:如果你不想你女儿14岁就怀孕,就找找关系,不要让她去对口的学校。

 

话说到这个份上,钱佳楠母亲行动起来,托远亲让她去了另外一个学校。择校费足足8000元,区级三好生的身份免去1000,最后,她母亲交了7000元,相当于这个家庭一年的收入。那张减免择校费的收据很长时间都压在抽屉里,也压在钱佳楠心上

 

她至今都记得母亲当时说了这样的话:“我跟你爸能力有限。接下来念书和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自己,我们帮不了你。”

 

从那之后,一切物欲都有了金钱的重量。


她不舍得跟同学去12块一小时的溜冰场,借口父母在家,溜不出来;她从小就懂得怎么体面地拒绝玩具店的诱惑。玩具店阿姨拿毛绒玩具逗她,问她要不要。她就说,我们家里多得是,不买!母亲把这件事当作女儿懂事的谈资在亲朋好友中炫耀,但钱佳楠知道,自己最喜欢毛绒熊。直到今天,朋友还会从世界各地给她带学院泰迪熊当做礼物。

 

意味着亲子关系的罅隙

 

父亲下岗之后做了小区保安,少了点上进心,于是拿了一辈子最低工资。钱佳楠叛逆期的时候,父亲每次骑自行车去学校接她放学,因为父亲常常都以不修边幅,拖鞋背心的样子视人,他总被指定好,要等在和学校隔一条马路的地方。

 

当温饱、赚钱成为头等大事,给家人的爱难免缺斤短两。钱佳楠大学4年,捱过上海的冬天只靠一床被子。实在太冷,她就拿一个巨大的毛绒熊压在脚上。她和母亲提过好几次,但最终,被子也没有多一床。被子慢慢变成了一个象征。“那个时候我母亲很忙,忙着挣钱,我也可以理解她。但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又像化不掉的冰一样插在两个人中间。”她对我说,“被子的事情就在我心里不断升级。认为是不是她不够关心我,是不是钱比我更重要。

 

而对钱佳楠,一个作家来说,贫困意味着永远有比实现文学梦想更迫切的事情等着她做

 

 

长时间拮据的生活,让钱佳楠时刻绷紧一根弦——要考虑钱,永远要想,是不是先做一个更保守的决定

 

而更重要的是,她深知,把家庭拯救出泥潭的重担也落在自己身上。

 

好好读书只是最基本的步骤。在半自传小说《不吃鸡蛋的人》里,女高中生周允有一张从凌晨5点开始到熄灯的严格作息时间表。钱佳楠对自己更苛刻,因为不知道自己会选文科,为了保证年级排名,她一直拿理科的竞赛题做练习。有时候学生会的宣传工作耽误复习,她凌晨4点就会起床,带着自备的应急灯,到公共盥洗室的台子上写作业。

 

麦斯威尔的速溶冰咖啡,我要喝整整三包,才能把一天撑下来。”她记得一清二楚。

 

真正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作家,是钱佳楠19岁的时候。外公去世,她写的《西村外》拿到当年复旦望道传媒首奖。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同时也是当年的评委托同学来说想要见一见钱佳楠,当面说了很多鼓励她坚持写作的话。

 

她自己“心里也有杆尺”,写出来就知道自己灵气够。可即便如此,她也没敢想把写作当成职业。

 

她知道,那个每年更新一次的作家富豪榜,不可能和一个1988年出生的严肃文学作家有什么关联。

 

“写纯文学的人,靠稿费根本不能养活自己。大部分人都需要一个正职,业余时间写作。”她说。何况,她还有一个家庭。为了避免父母跑去找柏阿姨(《新老娘舅》著名嘉宾)哭诉女儿不争气,她也不能任性。

 

整整6年,钱佳楠的生活以黄昏作为精准分割线

 

白天,她是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的一名IB教师。夜晚,她回到一户室十几平的家里开始阅读、听公开课、写作、给各种报刊杂志供稿。睡眠太奢侈,每天最多三两个小时。她用夜晚来追回已经丧失的白天,她用燃烧自己的方式接近梦想。早晨六点,她又要去赶早班地铁。

 

很长一段时间里,钱佳楠的签名都是佩索阿的句子——在白天,我什么都不是。到了夜晚,我才成为我自己。“白天就是做一份全职工作(full-time job),我会完成必须完成的职责(duty);但晚上的写作才是我的事业(career)。”她对我说。

 

白天,她为了养活自己,为了消除贯穿自己青春的羞耻感而工作。她总觉得是自己不够本事,才让一家三口蜗居在十几平米的小屋里,让父母常常为了天花板漏水这样的小事争吵。而在母亲和各种亲戚朋友的嘴里,别人家有本事的小孩已经“收回”了父母的投资、年薪几十万、进了微软、嫁了厉害人物。

 

到了夜晚,她写贫困和因此龃龉丛生的生活。她笔下没有金光闪闪、杀气腾腾的外滩、南京路、陆家嘴。她用笔尖划开城市上空的旖旎幻景,去写它的反面——工人新村里因为常年不洗澡被离婚的下岗工人、聚会上用酸溜溜口吻讥笑她吃不起一菜一汤的亲戚

 

“我每个月都会发超过一篇文章或者小说。有些稿子不一定发在了很好的刊物上,但它给钱多,我就会写。在那个阶段,我都在设法赚钱。”她说,“我想得很实际,我不能再和父母住在这个小房子里,我要把他们弄出去。”

 

二十多岁的一天要比六十多岁的一年更值得拥有。”她不断告诉自己。

 

周而复始,她用燃烧自己的方式度过了6年,直到自己勉力攒够了钱,让父母搬进宝山的公寓楼。

 

这样生活数年的后遗症是,一碰到记者问“如果重新过20岁这10年、如果回到过去”此类开头的问题,她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我不要。她的母亲如今也说,你过去真的太辛苦。

 

 

去美国爱荷华读创意写作是一个大胆的决定。意味着要斩断过往的全部生活和写作经验。她必须重新接受成为一个初学者、重新默默无闻。

 

此前看似安稳的幻像最终被复旦师兄梁捷的一个提问戳破——你这么努力,你为什么还是没有写出好东西来

 

钱佳楠瞬间知道自己的写作和生活都进入穷途末路。上海主题的叙事一再重复,似乎每个主人公身上都有钱佳楠的影子。而我们知道,当一个作家频繁调动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人情感,就意味着写作陷入了某种瓶颈

 

生活同样如此。她甚至连寻求搬出去独立生活都不可能。母亲给出的理由是“嫁人之后有人管你,嫁人之前,我要管好你”。而一向支持她所有决定的两个表哥,这次也站在了母亲一边。“我在家里就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钱佳楠说。

 

但到了今年,钱又变成一根弦,紧紧绷着。南加大所在的洛杉矶是一个大城市,一切花费都与在小城不同。

 

“我快被洛杉矶的房价逼疯了。我之前可以每年有一笔固定的钱留给父母养老,但之后,这笔钱就需要我额外去挣。”钱佳楠说,“每个人对安全的理解不一样,我是更会为挣钱焦虑的人

 

尽管母亲的中风在这两年渐渐有好转的迹象,但父母的衰老同样让她不敢细想。她更惧怕自己每次要伸手够到梦想的时候,就有种不明的力量把她拽回原地。在亲情和梦想之间,她暂时选择了后者。父母绝不会以不负责任的罪名来指责她,“那个批评的话语早就内化在我脑子里。”她说。

 

然而用英语去实现梦想更不容易。外国人、外来者,是贴在她身上的标签。相比起种族歧视,“隔绝感”同样难捱。

 

尽管她有一个平静快乐的朋友圈和微博,但在给友人的信里写:我感到自己在这是一个Alien(外星人),我每天都觉得自己要溺亡。在这个绝大多数人都来自英语为母语国家的工作坊里,钱佳楠是个外来者。几乎只有她会把日常用语和书面语混用。

 

同学评价她的作品只有张力而缺乏冲突。西方文学界并不理解中文的“闲笔”,每次碰到这类与主线无关的段落,教授和同学都倾向于让她删掉。有一次,因为一个失败的小说被宰杀(butcher),情况惨烈得让她打起退堂鼓。

 

上升通道同样狭窄。写作基金竞争激烈,多数刊物发表不给稿费,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表难度随之降低。

 

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钱佳楠永远不够自信,要抖抖豁豁地寻求帮助,没有办法像美国人那样,时刻散发出——我应当得到瞩目和尊重的气场

 

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以“彻底决裂”的笨办法努力。她每天五六点钟起床,尽量8点前出门去图书馆,当中有课就去上课,没课就待在公共自修室,直到晚上。

 

每周,钱佳楠只留半天时间阅读中文。其余时间,不仅听说读写都是英文,同时还要背——她可以背诵乔伊斯《都柏林人》中除《死者》之外的所有小说,只希望有一天乔伊斯的天才可以进入自己的口吻。这样的阅读方式像水蛭一样吸光她所有的时间

 

直到一个用词。钱佳楠在雨景描绘中用了Impinge(撞击),许多同学在看到这个词的时候都在下面划了线。她立刻改成更常规的fall(落下)。而她非虚构写作的同学支持她用回impinge,说在需要激起不安的语境下,这个词更合适。这个词就是她从乔伊斯的小说里“盗来”的,他的光芒终于照进了钱佳楠的故事里

 

同样的困境,严歌苓也碰到过。

 

“那时我一个小时英文阅读极限是7页,而我同学是30页~50页。但我有减免睡眠的自由,有强记硬写的自由,也有暂时戒掉娱乐、party、野餐的自由。我更有呕心沥血、绞尽脑汁,拿出稍新一些的读书阐述和规定作业的自由。

 

当然,我也有完全自由去做一个三十年代亭子间里小作家,在功课打工的夹缝里写写小块文章,拼凑报纸版面,去挣房钱、粮钱。最有价值的自由,应该是小说选材的自由。”

 

现在,钱佳楠也享受到了这种可贵的自由,仿佛推开了一扇大门。

 

“我现在可以写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最近发表的英语小说(译作《仓颉造字鬼夜哭》),把中国上古时期夏启时代的传说和印第安传说融合在一起,是一个类似神话的小说。我的另一个新小说没有中国人的角色,是一个完全的美国故事。真的什么都可以写。”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读完她的一则小说,甚至有人评价,进入英语世界之后,她成了“莫言”。

 

成为一个非英语母语写作者会成功吗?她不确定,她甚至做好60%~70%要失败的准备。可这重要吗?

 

日本导演黑泽明曾对青年导演说:如今年轻人刚起步,就在琢磨赶紧到达终点。但如果你去登山,教练告诉你的头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去看峰顶在哪儿。盯着你脚下的路

 

就像她在《有些未来,我不想去》结尾处写的那样:

 

我的未来,一如我的过去,都弥漫着茫茫大雾。唯有在雾中前行,我才能看到最切近的路上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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