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橡树实验室 ，作者：橡树作者，编辑：蓝精灵，原文标题：《解救高考「地狱模式」省份，教育部出手》
一场旨在改写高考地域格局的结构性破局，已从政策层面启动。
1月8日，202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释放重磅信号：
今年，教育部将把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为重大战略任务，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
更重要的是，教育部将推动新增高等教育资源向人口大省和中西部地区倾斜，健全东中西部高校对口支援机制，加快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长期以来，由于优质高教资源的匮乏与布局不均，让中西部和人口大省陷入一种艰难循环：考生基数庞大，但重点大学录取率低。
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衍生出极致的升学压力与内卷化的备考生态，也让这些地区被冠以高考“地狱”模式，引发广泛共鸣。
这一次，政策的东风，能否真正吹散“地域差异”的阴云？
作者|一兰美娟
编辑|蓝精灵
头图|视觉中国
教育专家
方向已明确，效果看落实
刚刚过去的2025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335万人，虽然同比减少了7万人，但对于河南、广东、四川等人口大省而言，升学竞争压力依然严峻。
橡树实验室整理自各省官方数据
以河南为例，2025年高考报名人数103.3万人，为全国之最，但同期其本科录取率约35.4%至37.72%。
这意味着，当地超过六成考生无缘本科。
社交平台上，“河南考生太难了”“希望河南有好大学”的呼声，也引发了广东、河北、四川、江西等地考生的深深共鸣。
如今，政策倾斜能否为这些“高考难省”带来转机？
“高校布局自1952年院系调整至今，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中，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红星教育传媒·橡树实验室表示。
他指出，经济发达地区在发展高等教育方面具备资源优势，而经济相对落后、人口规模较大的省份则存在更强的高等教育需求。
“这种‘供给条件’与‘需求强度’之间的错位，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供需矛盾。”
“当前教育部推动的新一轮高校布局调整，目的正是要缓解这一矛盾。”在储朝晖看来，目前仍处于方向确立阶段，具体效果将取决于后续政策的细化与落地，“这是一个多方协调、动态博弈的过程，最终成效需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进行观察和评估。”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此项政策的战略纵深。
他指出，缩小高等教育资源差距，是过去20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战略之一，教育部此次提出的新增高等教育资源向中西部等地区倾斜，与此前的发展战略一脉相承。
而此次倾斜部署，基于两个关键的人口与结构预判：
一方面，是应对即将到来的入学高峰。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预计2032年达到峰值，届时资源将面临全面紧缺，不仅中西部，发达地区同样面临压力。为确保录取率、满足就学需求，必须提前在中西部和人口大省布局优质资源，扩大优质本科招生规模。
另一方面，是为高峰后的格局优化预留空间。2035年之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大幅下降。高等教育将从“扩规模”转向“优结构”，部分高校可能面临关停并转。因此，当前布局必须兼具前瞻性，避免在未来造成资源闲置浪费。
“这也意味着，在资源相对饱和的区域，不宜再盲目新建高校。”熊丙奇总结道，此次倾斜不仅是追求地域公平，更是基于国家人口结构变化的全局性、战略性布局。
政策持续发力：有进步，仍有差距
推动高等教育资源均衡并非新政，梳理历年工作，看上去也更像是一场持续十余年的国家行动。
早在2015年，教育部就实施推进招生计划管理改革，明确将当年新增的本科招生计划全部安排给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升学压力较大的中西部和人口大省，目的在于“进一步缩小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
此后，政策信号不断强化：2023年又强调支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人口大省扩大高等教育资源规模；2025年6月，再次明确推动新增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中西部人口大省倾斜。
一系列政策推动下，相关省份的高教资源已有所增加。
根据教育部数据，2015年至2025年，人口大省的高校数量显著增加：
河南从129所增至174所，山东从143所增至167所，广东从142所增至166所，四川从109所增至141所……
橡树实验室整理自教育部公开数据
更关键的变化体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以河南为例，其毛入学率从2015年（34%）大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0.0%），提升至2025年的59.59%，与全国平均水平（60.8%）的差距已大幅收窄，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进入普及化阶段。
然而，“量”的追赶背后，“质”的差距依然醒目。
以辽宁为例，2025年该省约20.5万人参加高考，本科批次上线人数超过14.5万人，本科上线率超过70%。此前有报道显示，2024年，辽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0.8%，高于全国20.6个百分点。
熊丙奇指出，从过去十年看，全国各地高考总录取率（含本科和高职专科）已显著缩小，多数地区达到90%及以上。但在公众关注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如“985”“211”及“双一流”高校的录取机会上，地区差距仍然突出。
他认为，缓解这一矛盾，需要双管齐下：一是动态优化调整高考录取指标，加强东部高校与中西部高校的合作，根据各地生源变化动态调整招生计划；二是在国家扩大优质本科招生规模的过程中，科学、公平地配置各地区指标，逐步缩小优质本科录取率的地方差距。
熊丙奇进一步提醒，若只聚焦于“985”“211”等名校资源，可能带来两个隐忧：
一是强化“名校情结”，反而加剧全社会对少数标签的追逐，无法缓解教育焦虑；
二是影响其他地方本科院校的健康发展，最终压缩学生的多元选择。
“过去二十年来，资源总量增加了，但教育的等级化趋势让焦虑有增无减、日益明显——985、211和双一流等标签，被固化为身份象征，加剧了对名校的追逐。”
熊丙奇强调，按照这种思路发展，很难构建起能够拓宽学生选择的教育生态。
真正的破局之道，在于推动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分类评价，引导各类高校在自身定位上办出特色、办出一流水平。
“我们既需要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需要一流的教学型大学和一流的职业院校，从而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供给，而非简单按层次、等级将学校分为‘高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丰富各地的高等教育资源，真正惠及所有学生。”
资源扩大之余，更需提质增效
政策导向正加速转化为现实布局。
近日，广东新增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而在此前，教育部已集中批复设立包括应急管理大学、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日照职业技术大学等在内的16所本科高等学校。这些学校多集中在人口大省或中西部地区。
这一动态清晰地表明，资源倾斜已进入实质性的“建学校、增学位”阶段。
然而，量的覆盖只是起点，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这些资源真正成为“优质”资源，并实现可持续的均衡？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其内在成长逻辑，不能单靠简单的迁移或行政调配来实现区域均衡。”储朝晖观察到，近年来已有部分东北、中西部高校在广东、海南等地设立研究院，这正是政策调控下的探索之一。
这种调整的实质，是推动高等教育资源向更适宜办学、更有利于发展优质高等教育的地区流动。
在他看来，河南、四川等人口大省要真正成长起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能单纯依赖国家层面的布局调整或计划性指令。
地方能否办出好大学，取决于能否营造出适合大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与成长条件、吸引并留住人才的制度与环境，“国家政策是重要支持，但非决定性力量。”褚朝晖总结道。
熊丙奇则认为，更现实且关键的方向，在于切实提升大量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质量，强化改革导向，而非仅仅追求规模与数量的扩张。
“改革的关键在于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促使每所学校形成清晰定位、办出特色与水平。政府则应致力于为各类高校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切实推行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分类评价，引导学校在各自领域追求卓越。”
“许多中西部地区本科院校招生规模逾万，却普遍面临经费不足与自主权不足的双重困境。”熊丙奇分析，这导致它们难以投入资源进行特色化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熊丙奇还强调，必须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高等教育等级化”思维。“这种思维将高校分为三六九等，导致资源与评价高度集中于少数名校。若公众认知仍固守‘前5%的学校才是好学校’，竞争焦虑便难以缓解。”
熊丙奇分析，当前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往往与“项目”绑定，从过去的“985”“211”建设到如今的“双一流”建设，均以专项投入方式强化了名校的累积优势，加剧了资源配置的马太效应。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要促进教育资源区域均衡，更应强调常规性财政保障，例如普遍提高生源经费，使地方院校获得稳定、足额的办学经费，而不是让它们必须通过竞争特定项目才能获取资源。”熊丙奇总结道。
唯有通过系统性的管理与评价改革，引导各类高校立足本位、特色发展，同时以更公平、可持续的资源配置机制作为支撑，“才能真正推动高等教育走向优质均衡，扩大学生的实际选择空间。”
政策支持是重要助力，但绝非唯一答案。推动高教资源“输血”的同时，更要培育地方的“造血”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