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数旗智酷 ，作者：唐鹏
想象一下，当未来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像现在人手一部手机一般人均一个脑机接口，那城市的数字治理是更有秩序感还是更为紊乱？如果那一天终将到来或以一种近似的方式实现，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接纳以及应对？这就是Simon Marvin与Jun Zhang在《Urban Studies》发表的《Cognitively enabled urbanisms:A critical commentary on the emerging governance of the mind》一文对于城市未来的思考，其对“认知赋能的城市主义”的提出，在脑科学研究面临突破与人工智能的“意识”被反复阐释的当下显得恰逢祺时。
从智慧城市的进程来看，通过从基础设施、场景建设以及技能提升，来增强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福利，以缓解政府、城市、企业与市民之间紧张氛围，这一点体现得并不明显。适得其反的是智能设备和数字技术的无孔不入，反而加剧了城市与市民之间的紧张感，Uber、Airbnb、Meituan等企业无一不面临着市民与社会的利益再分配挑战，以及人性选择的道德考量。
因此，当外部优化与治理已经失去了群众基础与效益期待，围绕市民心理与情感治理的内部治理似乎成为一种必然。虽然一旦涉及数字技术与神经、大脑、情感等就会产生“1984”的恐怖想象，但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推送、切片以及AI换脸/变声技术，已经在反复演示一个“认知扭曲”的世界正潜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
谈论认知赋能的城市主义，我认为必须首先认识到城市主体认知的基础设施进化与构建认知的主体变化。从前者角度而言，城市的官方宣传机器、市场化媒介、网络平台到目前的AI聊天机器人，是它们在不断塑造人对城市的认知；从后者角度来看，城市政府、企业组织、平台Kol个体以及被平台、网友与社会实践联合训练的算法，是它们在扬抑与引导人对城市的认知。目前的最新现象是：认知基础设施的建设者与运营者，成为了“认知城市”的定义者。
通过算法、资本以及平台意识形态生产能力，来垄断城市主体对智慧城市、数字经济、数字治理等的认知，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数字空间现状。舆论的“回音壁”效应正在进化到一个磅礴、泛在与弥散化的“认知泡泡”——一种被国家、超级巨头以及智库机构合谋制造的“一切数字化就是必然的进步”的叙事。因此，当今天我们谈论“认知赋能的城市主义”，需要更多的空间和条件来思考和想象：当精神疗法、数据干预、脑机接口等由一种医学化的“疗愈”，转变成为一种在公共空间认知赋能的日常经验，如何重新定义“城市问题”与“公共诉求”？
作者在文中提出并批判性地反思了“认知赋能的城市主义”的三种模式与愿景，即神经都市主义、咨询顾问主导的认知都市主义与神经技术治理。第一种，我称之为“认知介入”，即主要通过围绕人的心理健康和情绪福祉重构“城市”，进而改变城市在人的精神层面的叙事，核心是强调“城市服务于人”；第二种，我称之为“认知嵌入”，即通过嵌入城市系统的数据、算法与平台对人的行为学习与优化，来设计和驱动城市的运行逻辑，核心是强调“城市理解人”；第三种，我称之为“认知植入”，即通过神经技术的“手术式”植入，以脑机接口等方式，对人的思想、情感等进行干预，以调节其与城市的关系，核心强调“人是城市认知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
本质上而言，从疫情期间中国实施的“健康码”，到有学校教室对学生上课状态进行AI分析，再到通过脑机接口技术尝试干预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城市全域数字治理的“具身化”倾向已经逐渐清晰。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尴尬现实是：曾经研发的各种用于管理城市部件、设施与场景的技术与设备，最终都可能被用于让每个人的身体、行为与意识更契合“认知城市”特征的发展洪流当中。
与“认知赋能城市”最为贴近的智慧城市概念莫过于中国的“城市大脑”，这个可以溯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诞生于智利名为“Cybersyn”的政府数字化项目，时隔近五十年后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城市即人”的想象。但在一个快速变化而又极度“贪婪”的平台资本主义语境中，App、API、AI等让技术公司兜售城市数字化解决方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叙事。“城市大脑”还不够，需要“城市超脑”，“Smart City”也不够，需要“AI City”。而真正值得讨论的“数字技术如何重塑认知”则被长期搁置与选择性忽视。
香农·马特恩的《城市不是计算机》可能就是对“城市大脑”最为直接而有效的反驳：数据智能只是智能的一种形式之一，而智慧城市的“智慧”长期以来受到了数据与算法的单一化调教与驯化。因此，需要“第三种智能”来摆脱智慧城市的固有叙事。所以，她认为图书馆作为嵌入城市社区生活的一个存在，没有推送、算法与诱惑，可以沉淀、激活和输出一种激发人类思考能力的能动性，代表着一种彰显人类存在价值的最后堡垒。
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打造“神经城市共享空间”（或“神经城市公地”），社区共同拥有脑计算工具，而非作为一种技术接纳者，则成为一种对抗算法与数据垄断的重要方式。
就像《城市：最初的6000年》中揭示的一样：所谓的“贫民窟”、“城市焦虑”并非城市的问题，其本身就是城市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贫民窟为新移民进入城市降低门槛，而“城市焦虑”则展示了市民的渴望与不满足。那么，当我们对认知赋能城市导致的数据隐私、“心智主权”、监控资本主义等的担忧，它是否同样是当城市技术不断演化与裂变的结果，成为了人类通过算法与数据来优化和提升城市效率、质量与体验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体现了我们面对技术介入城市治理的某种自信，同时也暴露了人类面对城市数字化发展的不安。
当“精神卫生”与“数据安全”逐渐在认知赋能城市主义的轨道中逐步走向理念上统一，我们可能需要考虑，未来是以数据工程的方式来治理心智，还是以精神疗法的模式来规范数据使用？
如果我们拒绝被定义为可以被感知、塑造和管理的认知对象，抵制将个人的神经反应、情绪波动与精神状态被量化为城市治理的数据输入以保卫“心智主权”，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可能是规范城市的摄像头、刷脸设备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应用，是规范平台对个人智能手机的麦克风、通讯录、位置服务等功能的调用。
因为，在一个日趋“具身化”的时代，我们的身体数据状态就是我们的主张与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