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为什么“万马奔腾”?
2026-02-13 19:41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为什么“万马奔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地道风物 ,制图:张琪,编辑:伊森,图片编辑:陈金鱼,作者:风物君


别急,“马”上就放假了!“马上”,中国人的口头禅之一。


要发财,叫“马上有钱”;要升迁,叫“马上封侯”;就连日常被催促,也是喊着“马上就来”。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其实说破了一个现代人忽视的历史真相:在漫长的历史中,速度、效率与变革,都与马有关。


马是六畜之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极为重要的役畜。


在中国,很少有一种动物像马这样,深度参与并重塑了文明的形态。如果没有马,中国的历史或许是截然不同的模样。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并不只是一种牲畜,更是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奔跑的原动力之一。马充当了文明的“物理加速器”,拉大了中国的版图;马充当了输送氧气的“细胞”,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血脉融合;马最终化为一种“文化图腾”,映射出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灵魂。


西藏赛马节,骑手纵马飞驰、俯身捡拾哈达。


马如何定义我们的国家与民族?答案,就在马背之上。


马如何“拉大”了中国?


在马真正进入中国文明的核心体系之前,我们的世界是以双脚为尺度的。


那时的先民,生活半径被双腿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一切似乎都在一种可预期的、缓慢的节奏中。而马的出现,第一次打破了原始的时空尺度,将速度放大,将空间拉伸,让原本凝固的历史突然“动”了起来。中国的疆域,正是伴随着马蹄声,一步一步向外拓展。


马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助力之一。


从考古发现来看,3300年前的商代晚期,中原地区大量出现了驯化的马。


商周时代的马,并不是用来骑的,而是用来驾车的。这是专属于贵族的出行方式,不仅从天子、诸侯到大夫,用几匹马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贵族所受的教育中,“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必须掌握的技能,其中的“御”就是驾驶马车。


马的野性难驯,中国一直不乏英雄驯服烈马的故事,养马、驯马也一直被认为是重要且辛苦的工作。


摄影/苏日特


战车用于作战有着很强的威力,当时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也是有多少战车,孔子就常常用“千乘之国”来指代大国。不过,战车作战在平地才好施展,一旦遇到丘陵、泥沼或丛林就会丧失机动性。马在此时,虽然提供了动力,却被车束缚着,还没能释放出它真正的威力。


转折点出现在战国。


赵武灵王发现,北方的游牧民族直接骑在光背马上(当时马镫尚未出现,马鞍也不成熟),来去如风,有如神兵天降。


骑马射箭,骑兵的基本功。


于是,赵武灵王推行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军事改革——胡服骑射。脱下宽袍博带,穿上灵便的胡服,跨上马背,拿起弓箭。这一次“换装”,让中原军队第一次获得了与草原民族对等的机动性。军队的控制范围不再局限于平原,赵国的骑兵开始向北开拓,中国的版图开始因为马的灵活性而延伸。


赵国用马开启了战术变革,秦人则用马奠定了帝制时代的地基。



秦始皇有多次出巡的记录,他所乘坐的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形制的车马。


制图/张琪


秦国,就是一个建立在马背上的国家。秦人的祖先非子,因为给周王室养马有功而获得封地。马在家畜中的地位格外得高,遇到重大祭祀,秦人要杀纯色的马做祭品。秦国对怎样养马也有自己一套严明的规定,《秦律》甚至有专门的《厩苑律》,规定如果马饿瘦了,养马的人要受到重罚,堪称全世界最早的“动物检疫法”。秦始皇陵那些骑兵俑和马俑,就是对秦国强大国力的复刻。


在秦始皇开创帝制大一统的伟业之后,马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个崭新的庞大帝国,维持运转就要依赖驰道。马在此时不再仅仅是军事资源,更成为了国家行政机器运转的基础设施。皇帝的命令、边疆的急报、物资的调配,全部依赖马的速度。可以说,没有马,秦朝的大一统就无法在物理空间上实现,庞大的帝国会因为信息传递的滞后而分崩离析。


真正将“马”与“国家安全”画上等号的,是汉武帝。


汉初,汉高祖刘邦坐车出门,连几匹毛色一样的马都凑不齐。面对匈奴骑兵的“降维打击”,汉朝活得憋屈。汉武帝刘彻对良马的渴望几乎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他为了获得传说中的“汗血宝马”,不惜发动两次针对大宛的远征。


在冷兵器时代,马就是战略纵深,就是“核威慑”和“制空权”。汉武帝明白,想要彻底解决边患,就必须拥有顶级的战马。


位于河西走廊的山丹军马场,公元前121年由汉武帝下令创建,持续使用至今。


这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马场,也是亚洲最大马场。


正是为了寻找盟友与良马,张骞凿空西域;正是有了装备齐整的骑兵军团,霍去病才能深入大漠,“封狼居胥”。这不仅仅是一场又一场军事胜利,更是中国文明地理认知的飞跃。


因为马,汉朝的触角伸向了西域;因为马,丝绸之路得以畅通。马驮来了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种种事物,葡萄、胡萝卜、琵琶,以及佛教。修建于东汉时代的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白马寺,就得名自“白马驮经”的故事。


马,硬生生用自己的四蹄,帮助中国人将视野投向了更为广大的世界。


如果没有马,古人的世界要小很多。


马如何“融合”了中华民族?


拉大疆域之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如此辽阔的疆域,如此多元的族群,应该如何共存?


中国没有选择“分开来”,而是选择了“连起来”。


中国的56个民族之中,有不少都有悠久的畜牧史。


图为锡林郭勒的蒙古族牧马人。


摄影/宝音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却也是马的黄金时代,更是民族大融合的关键期。


在这个时期,一个不起眼却改变了世界的发明得到普及。马镫的出现,让骑手在马背上有了支点,训练骑兵的难度大大降低,骑兵从游击队变成了重武装。


维吾尔族叼羊比赛很考验骑手的骑术,如果没有马镫,那么难度将翻倍。


北方的游牧民族大举进入中原,他们带来了精湛的骑术和彪悍的作风。战乱虽然掀起了血雨腥风,但也促使鲜卑人、匈奴人、羯人与汉人在战乱中混居、通婚。


到了隋唐时期,民族融合来到了一个新阶段。唐朝的强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种“混合能力”之上——拥有中原的行政体系,同时拥有草原的军事动员能力。唐太宗李世民甚至将陪伴自己征战的六匹战马刻成石雕,列于皇陵,并亲自撰写赞语,这就是著名的昭陵六骏。马作为人类的亲密战友,得到了帝王的大加赞赏。


昭陵六骏中,飒露紫、拳毛䯄流失于海外,其余四骏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摄影/李文博


制图/张琪


马也迎来了自己的繁荣时代。我们看唐代的雕塑、绘画、诗文,马的形象无处不在。唐代人爱打马球,唐代的女子也爱骑马,唐代绘画中的骑马仕女并不鲜见,展现了那个时代开放、自信、刚健的精神面貌。马,成为了那个时代最酷的“时尚单品”。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这句诗常被用来批判帝王的挥霍无度,但从侧面看,这也展示出唐代令人咋舌的物流能力。从岭南(一说巴蜀)到长安,数千里之遥,通过换马不换人的接力狂奔,新鲜荔枝竟能及时送达。这种基于马的高效沟通,让生活在不同气候带、操着不同方言的人们,能够共享同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的时空,这正是融合的基础。


彩绘陶俑反映了唐朝的时代风尚。

摄影/柳叶氘


也是从唐朝开始,直到宋朝,再延伸至明清时期,茶马互市这种基于马的经济行为,更进一步拉近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


草原民族的饮食结构以肉、奶为主,缺乏维生素等营养元素,而中原的茶叶恰好能解决这个问题。宋朝一直因为失去北方的产马地,在军事上存在明显短板,而中原缺马,草原缺茶。双方在官方的主持下,建立了一种长期的贸易体系。在西南和北方的边境集市上,成千上万匹马走进中原,成吨的茶叶、丝绸、食盐运往塞外,时间持续上千年之久。


茶马古道是内地和边疆商贸和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所运输的货物以茶、盐、丝绸为主。


制图/张琪


马不再仅仅是用来杀戮的战争资源,而是变成了经济结构中的关键节点。通过“茶换马”,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建立起了紧密的经济关系,进而完成了深度的文化交流,这比无休止的征伐要关键得多。


马,将不同的群体缝合在了一起,也最终融合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贵州水族端节赛马,是农耕民族与马也有密切关系的一个鲜活例证。


马如何成为中国人的“精神镜像”?


近代以来,枪械、坦克和飞机的出现,彻底终结了马在战争中的使命。


在晚清至抗战时期,骑兵在技术上已经明显落后于机械化部队。但在救亡图存的战场上,马依然是中国军人最忠实的战友。我们不会忘记,在长征路上,红军的战马是如何驮着伤员走过雪山草地;我们不会忘记,在抗战的烽火中,面对日军的坦克,中国骑兵挥舞马刀冲锋的悲壮身影。那时候,伊犁马、蒙古马等等中国本土的马种,用血肉之躯帮助我们填补了工业实力的差距。


在中国文化里,不同花色的马都有自己的专属汉字。


制图/张琪


也正是在马被现代技术取代的这一刻,我们才深刻意识到:马之于中国,早已超越了工具的范畴,成为了一面照见中国人精神的镜子。


清朝,宫廷画师郎世宁笔下的《十骏图》,马匹膘肥体壮,皮毛油亮,就像是养于深宫的宠物。马变得安静、温顺,透露出盛世的富足与皇权的威严,却缺少了原本的那一份野性。


而到了民族危亡的20世纪,同样是在画家笔下,马变了一种样子。


徐悲鸿画的奔马,瘦骨嶙峋却肌肉紧绷,鬃毛飞扬,仿佛在向着黑暗的世界发出嘶吼。那不仅仅是马,更是四万万同胞想要冲破枷锁、追求自由与独立的精神投射。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刻,马,仿佛成为了唤醒国民斗志的图腾,象征着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时至今日,我们不再依赖马,但马已经给中国文明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文化印记。当我们谈论人才时,我们渴望“伯乐”发现“千里马”;当我们谈论志向时,我们自比“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当我们谈论时间时,我们感叹“白驹过隙”;当我们谈论承诺时,我们认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当我们谈论人品时,我们相信“路遥知马力”。


北宋李公麟绘《五马图卷》(局部)。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甚至在现代工业领域,我们衡量汽车引擎的力量,依然使用“马力”这个词;铁路标准轨的宽度定在1435毫米,也是因为铁路出现之初要利用原本货运马车通行的隧道;我们每天通勤,走的还是“马路”。


汉铜奔马,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马踏飞燕”。


摄影/李文博


马依然在边境线上与战士们一同守护安宁,依然在一些不通汽车的地区帮助人们出行,马更多地变成人们在生活中的伙伴。我们可以在各地隆重的节庆上,看到各式各样的赛马,可以在景区看见马车载着游客游览,可以在草原上喝到马奶酒。


我们不再骑马远行。高铁缩短了距离,导航标记了方向,我们习惯的速度,已经远远超出马的能力极限。


十二生肖马俑。

摄影/柳叶氘


但是,马从未远离。它留存在我们的语言中,在我们的祝福里,在我们对成功、时间与远方的想象之中。因为马曾经代表的,不只是快,而是人类第一次坚定迈向远方的决心。我们说“马到成功”,说的并不是一个祝愿而已,而是我们这个文明,如何理解前进,如何理解抵达。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农历马年,愿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还有一匹千里马,时刻准备着奔腾驰骋于人生的道路上。


福建游神,马夫开道。

摄影/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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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 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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