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健闻咨询 ，作者：于焕焕，编辑：李琳，题图来自：AI生成
5月1日，国务院第818号令《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施行。
这场被业内称为“细胞行业生死大考”的监管落地，直接宣告了中国细胞与基因疗法长达十余年的灰色时代终结。
健闻此前报道，在818号令落地前，全国约10万家细胞相关企业迎来剧烈洗牌，超八成中小作坊与抗衰美容类机构被挡在合规门外；全国几十家三甲医院抢建细胞治疗中心，细胞疗法进入“卫健管技术、药监管药品”的新时代。
曾游走在地下、以研代商、成本几千收费几十万的暴利乱象，在新法施行后被全面收紧，一场关于技术、伦理、商业与监管的终极博弈，迎来了尘埃落定的终局时刻。
业界将2025年称之为中国细胞与基因疗法的“应用大年”——首款干细胞药品开出处方，国务院“818号令”发布，中国相关专利申请量仅次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临床试验数量超全球30%。
细胞与基因疗法，是生物医药领域最前沿、最具潜力的技术手段，也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生物医学界最混乱的领域之一。
横亘于科学与利益之间的，是一个始终未被解答的根本问题——这些极具前景又充满争议的应用，究竟是什么？它的治疗效果究竟如何？又如何保证其安全性？从人身上取出一些细胞，经改造或直接扩增后，再输回去，这算医疗技术还是药品？在临床上，又当如何转化为可收费的临床应用？
从诺奖光环下的“再生神话”，到魏则西之死引发的监管风暴；从成本几千、收费几十万的暴利乱象，到如今药与技术双轨并行的秩序初现，中国细胞疗法的20多年，藏着先进技术崛起的阵痛，也藏着人性的复杂。
而保守但事无巨细的保姆式监管，逐利但开始着眼长远的产业界，半公益半商业化的医院，也用了二十年时间，建立并承认了各自力所能及和力未有逮的边界。
时至今日，回望这场横跨科学、产业、社会伦理与公共治理的漫长博弈，那是一条极具张力的中国特色的规范之路，在长达20多年的岁月里，各方拉锯往复，螺旋向前。
“求快求成”的再生神话
2001年，一位归国的免疫学学者暂停了人体细胞治疗应用研究，因为国内的细胞应用“太乱了”。
当时，许多毫无免疫学背景的医生，既不清楚细胞的作用机制，也不明了异物植入人体后会引起怎样排异反应，就像推销员一样，大胆地推荐患者回输那些价格不菲的“先进产品”，名曰细胞疗法。
监管部门关注到了细胞治疗的乱。
那一年前后，原卫生部和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曾几度发文，尝试将细胞疗法归作药品管理，以约束混乱的市场。把细胞疗法定位为“药”，那意味着患者接触细胞疗法的合规途径只有两种：一是参与临床试验；二是待药品上市后购买。
但彼时，包括细胞企业在内的中国药厂远不成熟，当时中国药企的集体叙事还是：摸索怎么改造厂房、怎么减少污染以符合最基本的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那是药企最初起步的阶段，对细胞治疗这种先进技术，几乎没有投入和研发的能力。再看当年的药品注册审批大环境，国家药监局累积了17.2万个药品批准文号，就算不断降低审评标准也批不完。
这种时代背景下，无论让药企还是细胞企业愿意自发地、规规矩矩地把细胞疗法做临床试验，走药品审批上市的那一条路，简直是天方夜谭。
2005年，7月，北科生物在深圳市南山区创立。
日后，这将是一家在干细胞/细胞治疗领域很有存在感的公司，其号称“中国最大的干细胞供应商”，定位为“细胞技术临床转化服务商”，而非传统药企。创始人胡祥曾这样解释为什么不做细胞疗法的临床试验，他说：“若经过上游研究、中试研究、等待临床批文、3期临床研究，直至拿证，平均投资周期可能要超过10年，而投资额度不少于1亿美元。”
如果不用花10年、不用花1亿美金，直接把能治病的细胞卖给患者商用，岂不快哉？
于是，北科生物选择向医院输出技术，为患者回输细胞，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与医院分成患者的治疗费用。创立短短四年，北科生物与超过20家内地医院合作开展“细胞康复门诊”，在印度、日本、巴拿马等国也有合作的医疗机构。通过这些医院，他们“治疗了6000多位患者，包括4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外国人”。
在当时崇尚科学的21世纪初，没有比“知落后欧美、奋起直追、求快求成”更正确的叙事了。
放眼国际，那也是全球细胞免疫相关研究大放异彩的时节。
1990年，托马斯因骨髓移植获诺贝尔奖；2007年，卡佩奇、埃文斯、史密斯因“利用胚胎干细胞进行小鼠特定基因修饰”获奖；2011年，斯坦曼因发现树突状细胞获奖；2012年，格登和山中伸弥因细胞核重编程获诺贝尔奖。特别是山中伸弥在2006年将已分化的成体细胞逆转回具备多能性干细胞，更是颠覆了科学界关于“细胞一旦分化便不可逆转”的既往观念。
国际上细胞免疫治疗的进展，引爆了中国对再生医学和干细胞的研究和应用。
而种种诺奖级的科学研究落到民间，其具体场景的大胆演绎是：若人体的哪一器官或组织退化了，或是细胞衰老了，可以用这些前沿的方法逆转；临床医生不顾一项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到临床一线治病救人的漫长历程，只是告诉患者，接受了这些先进细胞疗法，疾病得以治愈，寿命得以延长。
于是，在医院里，细胞治疗开始大放异彩——干细胞移植修复心脑血管、神经、骨关节损伤，未规范的干细胞保健与慢性病应用在临床大量上架，成批地推销给患者。有重症免疫缺陷的患者，等待昂贵的干细胞治疗救命；有抵抗衰老的有钱人，期待来自脐带或胎盘的干细胞输注后重返青春。
2010年前后，多伦多大学McMahon及其团队估算，当时中国有超过200家医院提供干细胞疗法已经治疗了6000人，不包括数千名外国人；同期，北京西山医院的医生黄红云声称已治疗500人，还有3000中国人、1000外国人在排队；而吉林同源生物技术公司称已治疗了1~1.5万人。
至于这成千上万的患者，多少人真的有治疗效果，多少人只是免疫反应“打了个机灵”，多少人发生了副反应，并无人统计。
而学界论文中那些微弱的可能性，还在中国穿过当时形同虚设的医学转化机制、宽松的药品技术监管，科学家、院士们的名字被放大演绎在宣传资料中，一次次直达处于信息弱势的患者。
同期的B面，中国科学家正经历着回国热潮，无数相关领域的人才陆续归来，闯进了国内的细胞疗法赛道。
他们或进入大学——十几所头部大学均设立了干细胞或再生医学研究中心，在过去20年间，NSFC（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国自然）为8050个干细胞项目投入了37亿元；或创办企业——至今，中国已有数万家细胞公司。此后十余年走向舞台中央的科学家、细胞企业创始人，大都由此而来。
医学一线也深感迫切，不明了的科学机制、彼时落后的检测检验手段、空白的患者伦理，让步于“追赶”。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04年，300多位脊髓损伤病人在北京的几家医院移植了流产胎儿的干细胞。
它不合伦理，更不合法，但一位三甲医院神经外科医生接受采访时说：“国外理论成熟，国内医生有信心完成操作，若外国不上临床，我们就等着不敢做，那中国在医学上将永远是‘跟风’。”
2009年，北京再生医学国际会议召开，那场大会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纽约科学院主办，时任卫生部长陈竺和时年81岁的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获得者威Torsten Wiesel出席。北科生物在会上宣布已用干细胞治疗了数千人。
会后，中国医学科学院组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基础医学研究所细胞生物学系主任赵春华教授不加掩饰地评论道：“让北科生物与如此杰出的业内人员共在干细胞治疗的话题中心，给行业传递了一个非常错误的信号。”
失序的技术
21世纪的头十年，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如何监管细胞与基因疗法都是个技术难题。
这些疗法，说它是药，可是它们个性化强，一个患者一套产品，最终很难像通用的大小分子一样，验证患者们生存期延长了多久。
说它是技术，可它并不像无形的手术一样，最终效果依赖术者的能力和设备的性能，因为输给患者的是实物，这些实物应当遵循药的法则。
那段时间，欧美日韩也在探索如何监管——
接近按药品监管的美国，彼时因研究者隐瞒不良反应、知情同意书遗漏动物死亡风险等违规行为，导致了患者死亡事件。小布什上台后限制了干细胞研究，直至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才解除限制。
走药品、技术双轨制的日本，修订了《药事法》，确立了重组细胞生产的风险等级，建立了机构生物安全委员会和生物安全官制度，加强了监管。直到2013年安倍晋三政府上台后才将再生医疗产品从药品和医疗器械中独立出来。
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事物。当人类用于治疗疾病、保卫健康的方法，从化学分子、蛋白质演进到活细胞、基因层面，从医药通用、批量生产到个性化定制，一切都仿佛世界新生伊始：过往的规则不再适用这个新事物，它没有名字，也很难定义。
没有名字，意味着没有边界，也意味着没有秩序。
薄弱的监管，失语的患者，让产业持续野蛮扩张，犹如脱缰的野马——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干细胞相关论文数由1998年仅占全世界总数的 0.3%上升至2010年的7.5%，干细胞相关发明专利申请量和作为专利优先权国家的专利数量分别跃居世界第6位和第3位。
2012年底，中国生命伦理学开创者、一直致力于呼吁规范干细胞疗法临床与伦理的邱仁宗教授撰文道：过去7年间，若以500家单位开展了干细胞治疗，这些未经验证的疗法估计“治疗”了10~20万海内外患者。
宽松的监管、火热的应用也促生了干细胞旅游，花钱治病但未见疗效的海外患者，数度引发了当地媒体的关注。
这种“干细胞疗法”迅猛狂飙了一阵子后，原卫生部再度对这些“名义上是药，但没有人按药去执行”的疗法们进行约束。
2009年，原卫生部尝试将细胞基因疗法归做第三类医学技术监管。安全性、有效性尚需经规范的临床试验研究进一步验证。若用于临床治疗，须经卫生部审批。但该措施具体标准并无细化，鲜有医疗机构按照规定进行注册，最终收效甚微。
2011年，原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又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和应用自查自纠工作，要求企业要么注册做药，要么向卫生部备案，但两部门联合动作也未扑灭这个成本几千，收费几十万的暴利产业。
但监管部门两度的约束与管理，似乎并不奏效。到了2012年，《自然》杂志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仍有不少诊所提供干细胞疗法，用于治疗疑难杂症，例如帕金森症、糖尿病及自闭症，并且吸引了数以千计的海外患者前来治疗。
野蛮生长的阴影，一次次监管的微弱收效，始终笼罩在监管者的决策天平上。
以至于多年后到2026年，当卫健部门再讨论818号令细则时，有人提及隔壁日本的干细胞医疗旅游收入如何诱人，监管口子也坚决不再松动。
细胞药物的黄金十年
在细胞疗法的产业进程中，患者总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
7年前，号称“诺奖级别的重磅研究”的贺建奎利用基因编辑疗法制造出的两个孩童；5年前，马荣看着患胃癌的父亲，花光积蓄接受NK细胞疗法，最终却未能留住父亲，而后舆论开始了一场“张煜医生揭露肿瘤治疗黑幕”的漫长风波；两年前，济南天桥人民医院肿瘤患者，花光了所有积蓄。
10 年前，为野蛮失序的产业拉住缰绳的，是青年魏则西，在“诺奖级疗法”的谎言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2014年魏则西事件发生后，原国家卫计委全面收紧，紧急推出明确规定：尚不成熟的“自体免疫细胞治疗技术”不得用于临床治疗。同年12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明确，除生殖细胞及其相关干细胞外，凡经过体外培养操作的活细胞产品，均按药品注册监管。
由此，中国总算确立了一条介于美日之间的类“双轨制”细胞疗法法则：临床研究分两条路径——以上市为目的的细胞产品，按药品申报（IND）；早期探索走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归卫健部门监管；但大规模临床应用，只能按药品注册。IIT数据可支撑IND，但做药必须证明两个阶段产品在生产工艺与质量属性上一致。
这意味着，监管为行业划定了清晰的边界，细胞治疗药物的规范化发展正式来了。
此后的十年（2016年~2025年），在一部分人眼中会将其描述为细胞产业被骤然收紧的监管拖慢的十年。但对细胞行业来说，其实是产业得以规范、加速发展的十年。
推动中国首个细胞药物上市的、原复星凯特创始总裁王立群这样回忆那两年的行业变化，他说，“魏则西事件发生后，一批细胞治疗企业消失了，另一批转向做CAR-T，这也是中国在2016~2017年突然冒出那么多CAR-T企业的原因。因为之前不受监管，这些企业的设施和管理达不到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所以我们后来决定做CAR-T的时候，虽然已有上百家企业，但我还是很有信心。”
对兢兢业业做药、却竞争不过“劣币”的做药一派来说，机会终于来了——行业被引进了一条竞争激烈但规则清晰的跑道：证明一款药安全、有效、质量可控。
伴随多款细胞基因药物从临床到上市，药审部门逐步弄清了如何定义、规范这些新生事物。2015年以来，CDE（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共发布近40项细胞疗法相关指导文件——
关于安全：《细胞治疗产品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要求遵从GLP和GCP，并列举特殊风险。
关于有效：CAR-T等个性化产品可用替代终点做单臂开放临床，附条件上市后再随访；药监鼓励IIT，已上市CAR-T如伊基奥仑赛等均依托高质量IIT数据获批。
关于生产质量：CFDI先后发布《GMP附录-细胞治疗产品》《细胞治疗产品生产质量管理指南》及《生产检查指南》。
此后是药政改革后产业界激情燃烧的黄金岁月。
十年间，中国获批8个靶向CD19和BCMA的细胞药物、1个干细胞药物，涌现十余家CGT（细胞基因治疗，Cell and Gene Therapy）上市公司，超500项CGT注册临床试验。
当药物路径趋于成熟，另一条被压抑多年的技术路径开始重新浮出水面。
药物这条路看起来如此完美、清晰，以至于当国务院公布第818号令《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由卫健委组建起一套基于医疗技术转化的独立监管体系时，行业的下意识反应是——新的监管赛道被开辟，卫健体系也要入局分赛道、分监管权，一场药监与卫健之间的行业规则划分、赛道话语权之争，要开始了。
医院重回前台，IIT大爆发
2026年2月，比818号令配套细则更先挂在国家卫健委官网上的，是回应“抢地盘论”的文章。
国家卫健委科教司发布了一篇文章做解释说明。其中强调，新政并非取代或削弱现有的药品、医疗器械产品管理模式，而是将生物医学新技术与产品二元管理体系共同发展。让企业和投资者应避免误解和不必要的担心。
在此之前的四个月里，在细胞基因药物研发企业和投资者中，弥漫着一夜回到魏则西之前的焦虑。
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业内深知，那些野蛮的细胞治疗应用并未消失。二十年前，央视在报道细胞制品在医美领域的乱象；二十年后，还是相同的口吻，仿佛时间从未流逝，灰色应用如盘踞水下的巨蟒，与水上这艘医药工业小船一路前行着。
而818号令，似乎要给这些灰色应用一个“上岸”的机会。
换句话说，如今桌上的人担忧：会不会在818之后，这些曾经在灰色地带游走、做生物医学技术转化的竞争者，一夜之间既不用花巨资做临床试验，也能开始收费赚钱了？
卫健部门下辖的大三甲们又天然具有更接近患者的优势，这些技术一旦在医院里上架，可能局面更被改写，药企和投资人格外担心阵地不保。
先前10多年，在药监部门管理下那个细胞药物发展的黄金时代，一度做出来细胞药品。但产业的软肋却在于，有了药，但绝大多数患者买不起，自费门槛居高不下，医保无能力、商保有心无力，作为创新引擎的产业端陷入了僵局。
黄金岁月里，就连罕见病这样的极小适应症也有投资人和企业壮着胆子跃跃欲试。但过去几年，当天价药确定不会被中国市场接纳之后，投资者扭头就走，一二级资本市场上，细胞基因疗法与罕见病类细胞药物开发，又坐回了冷板凳。
在这种局面下，这类细胞药物公司，再迎面遇到818号令，其背后暗含传递的那种：低成本、不用严格遵循一堆GXP（医药领域各类质量管理规范的统称）的的技术路线，似乎为“规范的临床研究与转化提供了可能性”，而且也在明确挑战着传统的药物研发路径。
焦虑的市场开始比较两个监管部门所画出的暗线——大家发现，药监的附条件批准上市与卫健的“生物医学新技术”转化应用，两方人马用同一个答案的不同表述，在解答同一个问题——
一个药物或疗法，若因其个性化程度高，或患病人数量少而无法通过严格的、大规模的对照试验证明其疗效、亦无法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的情况下，该如何证明其疗效？并在遵守伦理、保护患者权益的前提下，让尽可能多的患者用上有效的疗法？
药监的答案是：小范围试验后初步确定效果后，先附条件上市，积累人群数据，补充确证性证据。
卫健的答案是：小范围试验后初步确定效果后，先应用，再一批一批医院地去扩大人群，观测效果。
如此答案下，当药和技术的边界消融、卫健和药监的职责还能分得清吗？
作为后来者的卫健部门并不想以有限的人力去管理无边的大健康领域，更不想引发部门夺权战，所以在分割底盘时格外谨慎。最终，最新的规范明确：包括细胞基因在内的新疗法，只有确定不是药时，才会有可能会被归做可转化的生物医学新技术——
一是个性化程度高，国内尚没有使用同类机制原理的药品获得上市许可或者已启动确证性临床试验；
二是用于治疗罕见病，国内尚没有使用同类机制原理、针对相同适应症的药品获得上市许可或者已启动确证性临床试验。
尽管还有所谓机制是按靶点分还是按自体/异体等细则还不明细，但今年3月，可转化的生物医学新技术界定原则出具后，市场里做药派的忧虑就彻底散去。
通过审批的新技术们在经历2~3年的安全性、有效性验证后，便会根据风险等级一步一步地医院铺开。若适应症够大，它可为医院带来每年千万级别的收入，而且这笔收入不是零加成、被强力管控的药品。
IIT（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到IND/NDA（临床试验申请）的便捷转化曾是中国细胞基因药物得以快速跻身全球前列的原因之一。
2026年3月，哥伦比亚大学细胞工程与治疗计划主任米歇尔·萨德莱因（Michel Sadelain）称，中国的IIT在降低新疗法风险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它比传统药物研发更快，流程短，能更及时捕捉治疗效果，他希望美国也能找到途径来复制这种模式。
据CDE生物制品临床部原部长、昌平国家实验室科学家高晨燕教授等人统计，2015 年~2025年底，中国CGT领域IIT数量增长了12倍，累计突破超1300项，远高于前述几百项注册临床，这些研究招募了超过3万名受试者，也远超注册临床更严格收录的患者数。
大三甲和IIT的时代序幕由此拉开。
过去的半年，全国几十家三甲医院应声而动成立细胞或再生医学门诊，而且医生们表示，以后IIT会更积极。
但与大刀阔斧、充满干劲的医院形成对比的是，企业仍在观望。“走药物路线的话，周期长、投入大，但走技术路线也未必轻松，因为整体上通过IIT走技术应用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企业前期投入两三年做完研究后，在技术转化应用环节不一定能获批”，一位企业人士告诉《健闻咨询》。
医药领域，十年一轮回。
2005年的北科生物时代，有人说用10年花10亿人民币做一款细胞药物无异于痴人说梦，可它在十年前成为了现实；2016年，有人宣称要研制一款普惠的细胞疗法会遭遇群嘲，十年后，它成了产业界竞相追逐的奋斗目标。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细胞疗法的下一个十年，开始了。
感谢上海市东方医院GMP实验室副主任白志慧在成稿过程中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