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唐僧的碎碎念，作者：胡子扬博士（Megamoyo首席科学家，于5月20日给人大附中高中同学的讲稿），头图来自：AI生成
同学们好。
说实话，今天在这里，心情特别复杂。一方面是激动——很久没回母校了，能和同学们聊聊天，这是让人高兴的事。另一方面呢，是紧张。
紧张什么？怕说错话。
跟领导汇报的时候，其实不用稿子，随便讲，说错了无所谓——领导见得多了，错了纠正就好。但是面对你们，七八点钟的太阳，又是这么一个新的话题，我是真的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自己一句话没说好，把同学们带到一个歪的方向上去，而你们自己还意识不到。你们作为以后国家的主人，方向歪了可能是有灾难性后果的。这是我作为过来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
所以我今天写了个稿子。平时我是习惯脱稿的，但今天有些地方可能会照着念。这是我对这件事的郑重。
一、站到足够的高度：报国的前提
讲“科技报国”，首先你得有一个东西可以去“报”。你必须有足够的技能，站到足够的高度。否则，“报国”就是一个空话、笑话。
为什么要从高度讲起？因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正在重塑“高度”的定义。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在美团外卖上点一个按钮，从按钮被按下，到骑手接单，到东西送到你手里——这中间，除了你和骑手本人，还有人类参与吗？
答案是没有。至少在目前的外卖场景下，这套制度已经全部被人工智能融入了。调度、匹配、路径规划、时效预测，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在做决定。
而且这还只是餐饮配送。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十年，这种“无人决策”的范围会扩展到什么地方。大语言模型也好，传统机器学习也好，它们在整个体系里占的权限会越来越高。整个体系的自动化，由AI控制的部分，会越来越多。
那问题来了：在这个体系里，你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如果你只是个碌碌无为、随波逐流的人，你拿什么去报国？国家需要你来报吗？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基本生存是有保障的——这和资本主义完全不同。但正因为如此，仅仅“活着”是不够的。如果只是站在这个高度，有什么可报的国家？
网上搜“科技报国”，拿大语言模型生成一份报告，出来的东西都大同小异：钱学森、两弹一星、杨振宁……你们可能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但我今天要讲的，可能跟你们以前听的不太一样。
钱学森这位人物，你们知道的是他放弃美国优越条件回国、搞出两弹一星。但有些事你们可能不太清楚：钱学森曾经是美国空军上校，二战结束后，他作为美方专家审问了纳粹德国的导弹专家。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为美国做过很大贡献。
这意味着什么？他站到过那个高度——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空气动力学、火箭技术的前沿，甚至参与过美军最核心的军事科技评估。正因为站到了这个高度，他后来能做出的贡献，才大到足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他改变的不是“技术”，他把整个高度都带回来了。
再说杨振宁。杨振宁甚至入了美国籍。但你们去查一查，他作为一个美籍华人，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了什么——中美破冰，他起了什么作用；多少华人科学家、甚至不是华人的科学家，通过他的周旋来到中国、建设中国。这些贡献，只有站在他的高度才能做出来。
孔子在《论语・宪问》里有一段话。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贡问：管仲不算仁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不但没有殉主，反而当了齐桓公的宰相。
孔子怎么说的？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到今天还在受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现在恐怕还是披散着头发、穿着左衽衣服的野蛮人。难道要管仲像匹夫匹妇那样，为了守小节，跑到沟渠边上吊自杀，还没人知道吗？
孔子在讲什么？他在讲高度。匹夫匹妇的“谅”——那种在枝节上守信用、守小节的做法——不是真正的仁。真正的大仁，是站到足够的高度，做出对整个文明有贡献的事。
同样，站到一定高度，把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兴趣爱好做到令自己满意的程度，只要你的价值和祖国是一致的，报效祖国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不需要喊口号，不需要自我感动。
二、AI的本质：你需要认清它，才能胜过它
那么AI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说，大语言模型就是一个统计学的平均值。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
说它对，是因为从技术原理上说，它确实是基于概率分布来做预测的。
说它不对，是因为——如果把“统计学平均值”当作一个贬义词，那其实你自己也是。
每一个人，也是在他所处环境里的一种采样。你接受的信息、你经历的事情、你形成的认知，都在一个特定的分布范围之内。某种意义上，你也是一个平均值。
为什么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理想”“信念”“科技报国”——你拿AI写，把提示词给它，生成出来的东西一定大同小异。就像布置一个作文题给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事物的同学，大家写出来的东西也大同小异。原因很简单：你们在相同的环境里，有类似的人生经历，接受的信息和输出的信息，都是某个分布的采样。
那么人和AI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目前人类这个分布，比AI的分布要广得多。
《尚书·尧典》里说“诗言志，歌永言”。古代人早就明白了，人自己的经历和阅历，才是真正宝贵的东西。你的经历越多越杂越不“均值”，你就越不可替代。
钱学森为什么能做出别人做不出的贡献？正是因为他的经历太独特了——他在加州理工跟冯·卡门做研究，他在美军评估德国导弹技术，他被软禁五年却在期间写出了《工程控制论》，他回国后从零搭起中国的导弹工业体系。这个人一辈子跨过的“分布宽度”，大到没法复制。
AI给很多人带来焦虑——写文章它写得比你好，做数学题它做得比你快，甚至它能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上拿满分。这个能力我估计在座的大多数同学暂时都还不具备。那人的用处到底在哪？你站到什么高度去报国？
答案在于一个控制论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叫“Requisite Variety”——必要多样性。它是英国控制论学者艾什比（Ross Ashby）提出的一条定律，简单说就是：一个系统要想有效地控制另一个系统，它自身的复杂度必须不小于被控系统的复杂度。
世间万物的复杂度是无穷的。任何一个个体，不管是人还是AI，都无法掌握信息的全局。对于大语言模型来说，目前这取决于上下文的极限。以后一定会有技术突破，摆脱单纯的上下文。但是无论如何突破，都无法打破数学上严格的结论。
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一层一层地垒结构。每一层都是一个自主的、有活力的子系统——在控制论里叫做Viable System（可行活系统）。通过这种叠层的组织方式，整体能处理的事才能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个体的能力极限。
这就是钱学森晚年倾注了最大心血的事业。两弹一星当然是他最大的功勋，但在两弹一星之后，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把搞大工程的方法，应用到整个国家的治理中？
他提出了“总体设计部”的思想。什么是总体设计部？就是把系统工程的方法，应用到社会的顶层设计中——让每一个个体，在自身能处理的复杂度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一套科学的组织方法，干出完全超越个体能力的大事。
对我们同学来说，这件事的启示是什么？是：在这个体系里，每个人所处的位置是一个非常专的位置。如果你的专长和你的兴趣爱好一致了，你在这儿就不是一个全世界的平均值，也不是一个全中国的平均值——你是一个特异点。你不是一个平庸的“东西”：你不平庸，你也不是“东西”，“君子不器”。你在你的环境里，可以做出超越自己的事。而对于你来说，这就是“玩儿”。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
艾什比定律不止适用于工程。免疫系统需要抗原的多样性才能抵御未知病原体。一个社会需要观点的多样性才能应对未知的挑战。同样，你个人的认知复杂度，决定了你能解决的问题的复杂度上限。这就是为什么“多读杂书、多经历”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扩充你的“必要多样性”储备。
三、名正言顺：为什么这件事只能在中国做成
我接下来要讲一个你们大多数人可能都没听过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9·11——飞机撞双塔。但你们知道另外一个“9·11”吗？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了一场由美国CIA主导的军事政变。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在他自己的总统府里，持枪殉职。（为什么你们不知道？大家想一想，和西方对历史的选择性报道有没有关系？）
阿连德绝非和中国无关的外国领导人。政变发生后，1973年9月14日，周恩来总理亲自致电阿连德的遗孀，称阿连德为“伟大的爱国者”，并表示“他的牺牲将永远铭记在智利人民心中”。你们可以回去搜一搜这封电报。
我要讲的重点不是政变本身，而是阿连德政府在执政期间做的一个实验——一个被称为“Cybersyn”的项目（意思是“协同控制”）。
阿连德的政府请了一位英国控制论专家，叫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这个比尔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控制论学者之一。他在一次晚宴上见到了阿连德总统，向阿连德解释如何用控制论的方法管理国家的经济。
理论很复杂，我不展开了。关键是最后一张图。比尔在餐巾纸上画出了他的控制模型——Viable System Model——所有子系统、信息流、反馈回路，最顶层是一个“System 5”，第五系统，也就是整个系统的最高决策者。
比尔正要解释说，总统您就是这个核心。
但还没等他说出口，阿连德看了看餐巾纸上画的“第五系统”，笑了，说：“终于来了，这就是人民。”
比尔后来回忆说，他当时醍醐灌顶。他做了一辈子的控制论研究，但在那个瞬间，他才理解了这套理论的本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最高决策者不是个人，是人民的集体意志。
这恰恰是钱学森总体设计部思想的核心。在没有人工智能的时代，这个理想是有瑕疵的——信息收集不全、反馈不够及时、人为因素干扰太多。但在今天，当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嵌入制度的每一个层面，当信息可以在瞬间汇聚到总体设计部，当所有子系统都能自主运行并向上反馈——这个理想正在成为可能。
而且，这件事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
美国能不能这么搞？绝不可能。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强调“市场自由至上”，认为资源应完全由市场分配，而AI作为一种高效的技术工具，自然会成为巩固利益、剥削底层的手段。社交媒体平台算法推荐的核心是通过精准推送低俗内容、争议话题，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间，让底层民众在无意义的信息消耗中丧失思考能力；AI医疗系统、诊断工具只服务于有付费能力的精英群体；AI军事应用，其研发的智能武器、无人机系统，用于对外扩张、维护霸权：伊朗米纳卜女子小学遭导弹击中，大量学生伤亡。你们觉得这是简单的“情报失误”吗？在灾难发生之前，美国还在炫耀他们的AI军事系统可以每天自主策划攻击上千个目标，实现了人类军事史上从未达到的效率。
什么叫真正的自由？自由是追求无限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你每天只知道刷抖音，你以为自己在自由选择，实际上你的可能性已经被更高层级的人扼杀了。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把你所有的可能性都塞进他们事先设计好的坑里，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这对于个人来说，是毒品。
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句话的哲理极深。
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个基点上。你可以看到各种社会新闻、网上争议，可以看到资本驱动企业在呼风唤雨，以后如果选择出国深造还会接触到各种西方对中国的评价，说这一切都是假的，是伪装。
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每个国家都有立国之本。有些国家的立国之本是资本家，有些是神仙皇帝，有些是某一种族。我们的立国之本是人民。
作为一个复杂系统，任何一个国家在运行中都会出现对本源的偏离——这是必然的。“宏观一片大好，微观一塌糊涂”。但关键在于，一个有生命力的系统，只要它的本源是正确的，它就有“自洁功能”——自我净化、自我修复的功能。进化得越完善，离本源就越近。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在中国，报效祖国就是发挥自身全部潜能，和人民的利益站在一起。这不是要求你牺牲什么。中国古代的祖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立国之本如果是歪的，以后是扭不过来的，迟早会反噬自己。
同样的道理反过来也成立：你掌握了很高深的能力，但如果你想的是如何剥削别人，如何扩大社会中的不公而由此来给自己谋求利益——在中国，迟早你也会被反噬。这是系统运行的规律。
钱学森晚年也论述过这个问题。他对比过美国的法治和中国应该走的道路。他说，在美国，法律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是斤斤计较的，好像给了每个人公平；但一到大事上，那就是赤裸裸的权力游戏——谁底子厚，谁地位高，天平就往哪边倾斜。
钱学森认为，社会主义法治绝对不能走这条路。而人工智能——当时他说的还是自动化系统——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具。当AI可以规避人情的干扰、可以执行规则而不看对象是谁，“法治”才能真正成为法治。
我们离他的这个理想，已经不是很远了——但前提是，这件事必须在“名正言顺”的制度下做。
四、对同学们的期许：在这个体系中找到你的位置
讲了这么多，回到我们自己。
钱学森、阿连德、比尔，他们设想的那个用系统工程和人工智能来优化社会运行、让人民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世界，正在到来。而我们这些人能做什么？
我告诉你们，我现在正在和一群伙伴做的事情，就是把控制论和人工智能相结合，在一些比较小的方面做实验，并应用到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中去。
你们才十几岁，你们的时间轴比我们长得多。如果你们从现在开始，把自己的专长和人民的需要对齐，把自己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搞清楚，你们就不会是一个平均值。
人的内在动机来源于三个基本需求：自主、胜任、关联。当一个人的工作和国家需要形成“价值内化”——不是外部强加，而是自己真心认可——他的内在动力是无穷尽的。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技术有一个深刻的批判：技术不仅仅是工具，它是一套“框架”（Gestell），会反过来重新定义何为人。当整个社会被技术逻辑支配时，人就会被“算计性思维”同化——所有东西都变成可计算、可优化的资源，包括人自己。
马克思主义的克服路径：不拒绝技术，而是把技术放回“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更高目标之下。AI时代的理想信念教育，本质上就是对抗“人的物化”、“人的异化”。
这就是你们的使命。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对今天讲的内容感兴趣，可以延伸阅读这些资料：
•Stafford Beer, 《Platform for Change》
•钱学森，《创建系统学》
•维纳 (Norbert Wiener), 《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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