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青年志Youthology ，作者：问题青年
"要找到一个高收入、高技能、高稳定性的全职工作，就如同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找一把可以晒太阳、喝咖啡、看风景的躺椅——人可以很惬意，但巨轮正在沉沦。"
我们正身处一场无声的巨变。"毕业即失业""35岁危机""非升即走""零工经济""数字游民"——这些词汇不再是暂时的阵痛，而是逐渐成为常态。
贝克在书中预言：充分就业、终身职业、以工作为核心的身份认同和社会保障——这套曾经支撑民主与繁荣的基石，正在被技术、全球化和资本流动所瓦解。不稳定、临时、碎片化的就业不再是边缘现象，而是向社会的核心地带蔓延。
当"有个班上"不再理所当然，当学历不再是安全网，当每个人都被迫像"自我公司"一样经营自己——我们该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教育还能许诺"知识改变命运"吗？工作的未来，是走向更深的异化，还是催生一个"多元活动社会"，让家务、志愿、公民参与和有偿工作同等被珍视？
从西方到中国，“稳定工作”兴衰史
阳少：现代人认为，有份长期合同、每月固定薪水的工作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乌尔里希·贝克认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短暂的一段时期，大概是二战后到七八十年代，主要发生在西欧、北美和日本，他称之为"标准雇佣的黄金时代"。王老师，能帮我们简单先梳理一下这段历史吗？
王行坤：如果你看那个年代的美国电视剧就会发现，通常女主角是家庭妇女，男主角是普通蓝领或白领，单靠一份工资就能养活四口之家。阿瑟·米勒写于1949年的《推销员之死》里那个普通旅行推销员，就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写照：主角一家能在纽约布鲁克林供一套房，买家用电器，过中产阶级的生活。贝克把这段时期叫做"黄金三十年"（1945—1973），直接说它是工作史上的例外阶段。
但需要注意的是，所谓“黄金三十年”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劳资双方博弈的结果。在此之前，西方社会的普通劳工工资低、工作条件恶劣，比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孩子还要进工厂扫烟囱。二战后，西方左翼政党推动福利国家建设，工会代表工人向资方争取保障。另外还有冷战带来的外部压力：西方要面对苏联的竞争，要提高本国工人的满意度，才能在冷战格局里稳住阵脚。内外两重压力之下，资方必须让利，标准化雇佣才成为可能。
阳少：到了70、80年代，这个体系为什么开始瓦解？
王行坤：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福利制度退场和去工业化浪潮，这种稳定雇佣关系在西方社会逐渐解体。首先是苏联的衰落，各国工会的力量也在变弱，劳资博弈的天平开始向资方倾斜。资方有意利用新兴技术让工人失业，把稳定工作转变为不稳定的零工。
这背后有个关键逻辑：充分就业其实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内在需要。没有那批嗷嗷待哺、随时等着找工作的人，资方就没法对在职工人施加压力——"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这句话成立的前提，是要始终存在一定比例的失业率。所以保持5%到6%的失业率，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要求，不是需要克服的问题。
阳少：有人认为，中国充分就业的“黄金时代”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伴随着大规模的城镇化而展开的，一直到2019年。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此外，建国后我们还经历了一段特殊的时期，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实行了单位制和人民公社，这是一种去商品化的劳动力配置。现在B站上也有年轻人对这段时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您怎么看待这一点？
王行坤：如果以西方的“黄金三十年”来衡量——稳定的工作、工会保护、长期雇佣合同——那2001到2019年的确是经济上升期，城市中产和体制内都有相对稳定的就业，但有根本差别：没有工会，国家福利大规模退出，劳动者是高度个体化的。
如果非要找一个和"标准雇佣"更相近的时期，我倒觉得是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无论城市的公有制单位还是农村的公社，都有国家强福利托底。今天年轻人怀念那段时间，怀念的不是别的，是有保障、能托底的感觉。当然也不完全一样，西方的标准雇佣是私有制框架下的，我们是公有制的。
教育，如何成了分流的手段？
阳少：刚刚王老师梳理了工作社会的变迁。想请教刘老师，在这套就业体系的背后，教育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刘云杉：教育在这个体系中有一套内在逻辑，叫"选优任能"：按照智商，把人放在合适的工作岗位上。1920年代左右，像刘易斯这样的心理学家，他就说智商低于70的人，充其量只能承担一些非技术性的工种。智商在70-80的人只能从事一些半技术性工作；智商在80-100的人，可以从事技术性和普通文书工作；智商到110的人可以从事半专业的工作，更高的人才能进到专业领域。这是当时的一个假设，把“智商”转变为教育主义。
问题在于，“智商”是看不见也测不准的。于是，成绩和文凭替代智商成为了新的衡量标尺。逻辑变成了：智商加努力，决定你的教育成就；专业知识和技能，决定你的经济地位。教育系统看起来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在把人放进预设好的位置上——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言，以金、银、铜喻不同质料的人，“人在其事，各得其宜”。
这套逻辑走到极端，就成了优绩主义：如果你真聪明，为什么不富裕？如果你真努力，为什么不成功？它不再只是分配，而是把失败归咎于个人，不是怀疑你的道德，就是质疑你的智力。社会达尔文主义就这样获得了新的合法性。
要理解这个过程，还得往更早看。工业化以前，任何社会的大多数家庭都不会把孩子的青春期放在学校里。家庭是生产的基本单位，劳动技能在日用平常之间自然习得，社会交往和行为习惯在亲朋好友的耳濡目染中养成。在西方，是教堂承担价值灌输和塑造灵魂的责任。
工业时代开始之后，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和自然教养单位的角色慢慢瓦解，农民和工匠沦为雇佣劳动者，失去了对劳动的控制权，从一个完整的"人"变成了工厂里的一双"人手"。这时候，初等教育随工厂制度的普及开始普及，它的核心任务不是开发脑力，而是塑造行为习惯：要敏捷，要守纪律，要服从命令，把儿童改造成合格的“人手”，适应机器的生产。
随着公司资本时代到来，需要大量中层雇员来处理复杂问题，泰勒制（Taylorism）随之兴起。泰勒把非常复杂的工艺和技能不断拆分、肢解成流水线上极为简单、高度重复的操作，配套的是官僚科层制：任务切割，分层管理，严格控制，等级分明，报酬不平等。中等教育开始普及，配合了这个需要。
我觉得值得特别说的是：今天考试中的“做题家”喜欢把复杂的问题拆分成小问题，相信有唯一最优解，善于高效执行，这些恰恰就符合泰勒生产线背后的逻辑。学校里的课程管理和测评体系，也高度复制着工厂和官僚机构的那套结构，比如学校绩点GPA和工作里的KPI是高度同构的。学生几乎没有自主探索的空间。
到了1960年代之后，高等教育开始大众化，本来是要生产更多的专业人员去填满管理岗位，但这个疆域很快就被用尽了。当时克拉克·贝尔说的"加油站很快就烧没了"，指的就是白领无产阶级的出现：专业人员太多，位置太少，学历不断贬值。
教育系统同时做着两件互相矛盾的事：一方面加热，把更多人的期望点燃；一方面冷却，通过密集的竞争和大面积的学业失败，让大多数学生在学业结束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自己没有能力超越命定的位置。
阳少：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全球化深入，就业结构本身也在发生根本性的重组。这个变化，又是怎么反过来作用于教育的？
刘云杉：新自由主义之后，有两件事同时在发生。全球化把大量产能转移到中国这样的国家，那些"多余的"制造业岗位就这样被消化掉了。与此同时，克林顿和布莱尔这一代政要开始大力推崇"高技能工作"。克林顿时期的劳工部长赖希有个著名的比喻：美国社会已经不是坐在同一艘大船上了，而是分成了三艘。知识工作者、符号工作者坐在一艘上升的船；普通工人在一艘迅速下沉的船；服务业工人在一艘缓慢下沉的船。
2015年前后，我们有个校友在杜克大学做教授，美国学生问他，选什么专业能找到稳定工作。他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启发学生自己去研究。一周后学生回来说：牙医不错，牙疼总得就近找医生。可再过一周，学生又来了，这次是沮丧的——他发现越南芽庄的五星级酒店就有很好的牙科，很多美国人飞过去度假兼治疗，花费与本地相差无几。连牙医都守不住，服务业也在失去竞争力。
所以工作分成了两部分：高技能的核心工作，和大量可以外包出去的执行性工作。中产就在这个过程里开始空洞化，社会结构从橄榄形变成哑铃型，两端膨胀，中间收窄。
对教育的冲击也很直接。以前的逻辑是：个人+努力，教育改变命运。这个时候变成了：你踩上的是一部“自动上升的扶梯”，还是一部“自动下行的扶梯”。优势家庭的父母开始用尽各种资源，把自己的位置传递给孩子，于是出现了"直升机父母"；而另一些家庭，父母能做的，不过是让孩子在下行的扶梯上摔得不那么惨。帕特南（Robert D.Putnam）说得更直白：相信通过教育改变命运，那只是一个幻想。
如果说，“选优任能”的设计理念是希望在"无知之幕"下，让孩子凭努力和天赋争取位置。但新自由主义之后，这个幻觉基本破灭了，教育在不同的家庭里，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
从“铁饭碗”到“洋葱头”人生
阳少：从充分就业时代走向灵活就业时代，对人的要求也在改变。以前，专业化和经验积累是正资产；今天却出现了"35岁危机"：明明是经验充沛的年纪，反而成了职场的“负资产”。这个逻辑是怎么形成的？
刘云杉：2008年前后，布鲁金斯学会的两位学者提出了"奥德赛期"的概念。过去，22岁、25岁毕业，进入成年，开始工作，建立家庭，轨迹很清晰。但这一代年轻人的成年期在不断推迟：一会住父母家，一会搬出去；换了一份工作，又换一份；不大能进入稳定的生活。奥德赛是古希腊那个在成年之前漫长游历的形象，用来形容这一代年轻人，很贴切。青春期提前了，成年期却在推迟，人在零工之间的空隙里漂浮着。
背后的原因是，工作在不断把既有的经验"无用化"。今天是正资产的东西，明天可能就是包袱。教育界也在回应这个趋势，从培养具体的专业技能，转向强调"可迁移能力"和"胜任力"。有人用了一个比喻：盆栽植物。本来一棵树长在土地里，跟环境相互依存，你在这个机构里，这就是你的事业，你的根。变成盆栽植物意味着随时可以被移走，但也因此长不大，对任何一个地方都缺乏连续感。
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把这种状态叫人生的"MP3化"：一首歌和一首歌之间没有连续性，人要极度适应切换和混搭。过去，在"一眼望到头"的国营工厂时代，生活像铁笼，让人觉得无聊；真正到了MP3时代，感受到的又是极度的焦虑，没有安全感。
王行坤：我同意刘老师说的，没有安全感，是这个时代最核心的问题。过去，老板对员工的期望是忠诚和可预期，职业上升通道是清晰的。如今，你随时可能失业，技能随时可能过时，于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主体性要求：可雇佣性（employability），什么活需要我，我立马能去做。“斜杠青年”这个说法，听起来像是主动的、自主的选择，但很多时候，其实是被迫的。
结果是整个生命周期都用来培养职业技能了。以前下班后是自己的时间。现在没有“下班”这个概念，随时要提高职业素养，随时要立于不败之地。这种"积极不安"的主体性，让人很难维持长期关系，很难做长期计划，对个体心理有深远的负面影响。某种意义上，我们作为“人”的那个部分在慢慢变少。
阳少：两位老师的洞察很真实，也是我们这几年观察青年的感受。正因为知道工作缺乏连续性，年轻人才会以"打工人"自居，消解自身跟工作的严肃关系。而上一辈，如果运气好，是可以得到工作给予的承诺，不管是身份、上升通道还是养老。今天青年人对于工作状态的想象，似乎只剩下两种：“灵活、弹性但不安全”，“体制、庇护但不自由”。两位怎么看？
刘云杉：我还是用概念来说这件事。教育培养的目标，最早讲的是人力资本，解决具体问题的那些能力。后来有人提出，还要有人格资本——你的动力、你的好奇心、在艰苦环境里还能兴致勃勃，还要有布迪厄所说的“正当的”休闲方式（有身份的文化消费，这是个人的符号资本）、有领导力。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六边形战士"。但我经常问学生，这样的人实际上是什么状态？很多时候，其实是“装”的，是硬撑出来的。
这很能说明问题。“斜杠青年”这个概念刚流行时，我印象最深的是韩寒，做这个做那个，展示的都是光鲜的那一面。但斜杠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个“折腰率”。灵活的代价是不断妥协、不断交易，很多时候是不得不妥协。过去几代人，职业和身份是绑在一起的：你是个教师，你是个媒体人，大家对你有基本的判断。今天你一会做这个，一会做那个，身份就变得模糊了。
桑内特还有个例子。波士顿以前有个意大利家族经营的面包房，每天手揉面团，有汗酸味，有面包香，工人从中获得地位、熟人圈子和职业成就感。二三十年后，机器替代人工，工作环境更干净了，来做工的人变成零工，工作时间错开，彼此完全不认识，做完几小时面包又去别处干活，成了“面目模糊”的人。
有学生用洋葱头来比喻现在的人生——一层一层剥下去，剥到最后没有内核。过去，教育奠定的是一个人的内核：内在价值与一以贯之的行为之道，生活之道和行事之路要统一。而今我们每一层都是和当下环境的应激式粘合，色彩混搭，碎片化，失去了贯穿始终的那个东西。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在浪头接一个浪头打来的激流里，怎么建立起相应的稳定感？不是按部就班的时代所给你的那种安全感，但总得找到不被激流打翻的方式。
王行坤：阳少说的这两种选择在我看来都不理想。要么一头扎进市场，个体为自己完全负责；要么考公考编，用不自由换安全。挪威、丹麦有一个概念叫"弹性安全"（flexible security），在社会福利托底的前提下，相对自由地安排工作和生活：你知道有一张网在下面，所以你愿意去冒险，愿意去探索。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想象，只是现在还没有。
公民劳动：另一种关于“工作社会”的想象
阳少：贝克提出了"公民劳动"的概念，认为照料孩子、照顾老人、社区服务、文艺创作，这些同样在创造社会价值，应该被承认，甚至得到报酬。他还设想用全民基本收入（UBI）来支撑这个体系。王老师，这个方向现实吗？
王行坤：有意思的是，贝克本人经历了一个转变。这本书的正文写于1999年，他当时其实是反对UBI的。而在2006年的访谈里，他明确转为支持。能在公开出版后几年就修正自己的立场，这种从善如流本身值得尊重。
他的核心想法是"第三部门"：不是政府机构，不是市场里的就业，而是对社会有益的各种活动——关心环保，照护家人，监督公权力，搞社区艺术。他认为，从事这些活动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而不是只关心赚钱的"私民"。他想激活的是公民社会，让更多人对公共事务有真实的参与感，成为社会的主人。
但他后来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去"从事公民劳动"，那等于社会给无业者安排了一份没有保障的糟糕工作，是变相强制。所以他转向UBI的逻辑是：先给每个人一笔基础收入，有了这个底，再去参与社区活动，才是出于兴趣和公民意识，而不是迫不得已。这个方向，我基本赞同。
阳少：如果社会开始承认照护、创造这些"非市场劳动"的价值。请问刘老师，教育应该怎么跟进？
刘云杉：我看到有一种说法是，2008年被称为中国的“志愿者元年”，当时有很多“社会工作”开始涌现，政府也在购买这样的社会服务，年轻人也能在这些岗位上做一些事情。
事实上，教育从来就不应该被狭隘地理解为“生产人力资本”，有两个维度被我们遗忘了太久。一个是生活风格的培养，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遣有生之涯"，这是兴趣和爱好，也是你想过的某种生活方式。我们讲"育"这个字，本质上是一种活法，是帮助人找到自己的生活之道。
另一个是利基市场（Niche Market）带来的新可能。大规模标准化就业在缩减，但"高技能"往往对应的是极小的切入点，一个人专注的一个小点子，就可以撬动一块空间。也许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小人物的时代"，不再仅仅仰望一个太阳，而是群星灿烂，星光交错，每个人能够上手、能够投身去做的那件事。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个人的生产方式，你在做事中重新确认自己是谁。
茨威格曾说，在文明世界的尽头，唯有在不朽的事业中才能找到庇护。但也许今天不需要那么宏大。在已经走到尽头的那些通道之外，还可以在缝隙中开创属于自己的事。逃避不确定的方式，不一定是干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找到能安顿自己、让自己真正沉迷的事。不是不朽的事业，而是以自己钟爱的事来庇护自己的生活。
*【编辑注】利基市场（niche market），指在大众市场中被忽略的、规模较小但需求明确的细分领域。"利基"音译自英文niche，本意是壁龛，即大墙上凿出的一个小凹槽。用在商业语境里，指那些主流市场顾不上、但对特定人群来说恰恰是刚需的空间。比如专门为左撇子设计的厨具、只做某一地方菜系的餐厅。利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