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知著网 ，作者：停译
“莉拉，我毕业了。”
“灵华，我也染了粉色头发。”
正值毕业季，《我的天才女友》中莉拉的婚纱照在近两年被作为毕业照模版频频模仿。女生们身披学位服翘腿而坐，单手托腮，目光直视镜头。
今年的毕业照片里，被命名为“灵华粉”“硕博粉”的发色也在扩散。
保研成功后在病床前向生病的爷爷分享喜悦的女孩郑灵华，在照片发布后，因粉发而被某网友进行关乎性道德、摧毁人格的荡妇式猎巫。最终灵华不堪忍受网络暴力离世。
当毕业的女孩们选择成为“莉拉”和“灵华”，她们传达的是什么？
被模仿的莉拉，出自由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改编的影视《我的天才女友》。“天才女友”，这个此前下意识会被认为源自男性视角的称谓，被从异性浪漫的想象中剥离出来，矫正为对等的、互为镜像的称谓，植入女性关系的内核。
“你从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直到更敏锐的人替你写下”。“那不勒斯四部曲”极大程度上革新了舆论场对女性成长和女性关系的偏狭想象与垄断定义。
费兰特反复用身体性的、甚至带有暴力性的词汇描写莉拉的存在方式。依托主角莱农的视角，我们看见出生在贫困小镇那不勒斯，拥有尖锐的天赋和汹涌的生命力的莉拉。她总是能刺穿语言直达核心，刺穿规训的外壳直视社会暴力、欲望的非理性本质。
（“她的聪明是锋利的刀，划破我们共同的贫困”）
16岁被母亲要求放弃学业嫁人时，莉拉的婚纱照被丈夫斯特凡诺当做战利品炫耀，让莉拉成为名为“卡拉奇太太”的商品。
莉拉做出的反击是，将婚纱照杂乱地切割、拼接，她永不接受被定义、被占有、被驯服。
四部曲里，莱农对莉拉的情感始终是含混的，是夹杂着爱与毁灭的漫长战争——嫉妒她的才华，恐惧她的洞察力，需要她的认可，离开她之后又反复回头。
“两个女人之间的友谊能够在好与坏的感受、依赖和叛逆、支持和背叛之间维持多久。”没有止步于对女性友谊抽象浅薄的温情叙事，费兰特写出女性关系中的酸涩、嫉妒、占有、不甘，以及这些情绪底部不愿对方沉没的意志，一种女性作为人的复杂情感质地。这是此前几乎从未被文学耐心地、不加简化地叙述的领域。
没有机会获得更多教育、无奈在婚姻中承受暴力的莉拉，对从小到大与自己势均力敌的莱农说，“你是我的天才女友，你必须成为他们当中最聪明的那个”。莉拉想要看到的，是对一切试图倾轧个体的外部力量的反击。
在这个意义上，女性友谊承担了帮助认知自我的功能。被命名为“天才女友”的关系，本质上是女性在彼此身上辨认、提取、内化自己所需要的那部分自我，在彼此的生命中照见自己的可能性，也用自身的在场托举对方。
当我们谈论女性的命运情感共同体时，一个不可回避的对照是，为什么男性没有形成对等的、以性别为纽带的系统性声援？
男性联结的经典叙事更多是并肩作战、共同征服，分享荣耀与权力。男性共同体的形成，通常源自对胜利、力量、地位等目标的共同追求，或是对支配性地位的维护与共享。
整个社会结构并没有让男性在同等程度上感受到源自性别的挤压，他们处在结构性的安全区里，缺乏形成特定共同体的核心紧迫感和相同创伤经验。
但几乎每位女性，都有自己需要逃离的“那不勒斯”，都在成长中积累了一套弥漫的关于身体暴力、外表规训、人生道路收窄的生命经验。模仿莉拉的姿态拍摄毕业照，将头发染为“灵华粉”，本质上是女性在共享的脆弱性基础上形成的防御性认同。
不公的结构塑造了不同的情感政治模式。女性的联合是应激的、防御的、在回应伤害中建立的，但正因如此，它拥有惊人的动员力量和情感真实度。
莉拉的桀骜与野性，被视为不该属于女性的特质；灵华的粉发，是施暴者用来标记猎物的污名，它们都在一次次宣言中被夺回解读权，成为抗争的象征。
（“我认得你”是需要刻意为之、互相共勉的努力）
我们是被火烧死的女巫的后代，如今，我们选择成为自我燃烧的存在。
作为命定的女性共同体，我们共享彼此命运里的挣扎和不甘，共同将脆弱转化为抵御系统性暴力的抗争策略。
有批评声音认为，对莉拉婚纱照的盲目模仿，将原初的力量完全消磨为“出片”的摆拍姿态，走向了对莉拉所反抗和轻蔑的权威体系的媚俗。
莉拉婚纱照的力量，源自于不被规训的粗粝生命力，如果被风格化为“高知女性”“精英主义”的符号，那的确是一种媚俗。但把所有拍摄“莉拉式”毕业照的女孩粗暴地解读为“认为受教育的命运高于莉拉被迫嫁人”，同样是在抹杀个体的感受与共情。
“我的整个生命，只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这是莱农对自己人生的定义。莉拉最后感受到界限的消失，意识到暴力充斥于一切秩序中，选择将自己从世界上抹去，做出最彻底的反抗。但其实，在天然收窄的人生道路上，极大多数的我们，都不是那个天才决绝的莉拉。
（“我们就是庶民，渴望通过读书和写作摆脱命运的庶民”）
“像是一只忠心耿耿的小狗，黯淡无光，陪伴着莉拉”的莱农，这个无法彻底摆脱世俗规训，一生都在裂缝中跋涉的女孩，也许是更接近于我们的人。我们不能粗暴地认为，如果不活成莉拉的绝对解放和绝对进步，我们的抗争和前进就一文不值。
一如对现实中的女性主义行动好像永远都不够彻底和正确的指摘，永远被指责为过犹不及的“激进”或是隔靴搔痒的“落后”。要求任何行动必须完整保留它所反抗的全部历史，否则就是媚俗，这种对行动纯洁性的要求，即使能剥离掉一切杂质，又难免陷入空泛与虚无。
总有人试图辨明女性主义与阶级叙事的高下之分力证这套叙事的脆弱与幼稚，试图将其归类为浪漫化的、虚无缥缈的口号式话语来贬损其现实意义。
“莉拉式”毕业照的力量在盲目复制后的衰减值得反思，但不可抹除的是，这个姿势一旦被命名，就永远带着“莉拉”的名字，指向那不勒斯、指向女性被剥夺的困境。即使模仿者不知道背景，她们也在无意识中成为了这个名字的载体。
任何反抗性符号，一旦进入大规模传播，必然经历稀释和变形，因为女性主义运动的主体位置是最分裂的。正因为裂缝是真实的，女性行动才必须不断自我审视。但自我审视不是自我取消，行动有盲区不等于就不能行动。
一位被高考考后采访的18岁女孩，在镜头前说出提高女性性同意年龄的诉求，结果遭遇开盒。无数女性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写下，“那个高考被采访的女生是我”。
（“那个高考被采访的女生是我”）
尽管说着“我是她”的大多数人，并不会真正经历女孩的遭遇。但通过第一人称叙事拒绝父权社会将受害者孤立为个例，我们共享的不只是力量和希望，还有相同的刻痕和创伤，这是一种独属于女性的语法。
林奕含、崔雪莉（崔真理）、郑灵华，无数女性在公共空间里推翻固有的受害者归责结构，为这些被恶意夺取生命的女性举行哀悼仪式。这一口号式的言语似乎只是建立起同为女性的情感结构，不构成任何瓦解暴力的有效行动。
（“我保证你是天使，只是世界有点坏”）
但朱迪斯·巴特勒于《脆弱不安的生命》中指出，哀悼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它决定哪些生命被允许悲伤，哪些被默默遗忘。情感结构本身就是政治，它为某些生命争取“被悲伤的资格”。
如果哀悼不被承认为政治行动，那么那些不被正式许可的生命就永远无法在公共空间获得位置。但同时，哀悼的政治容易被情感化、去历史化，沦为感觉良好的共情消费。
我们需要承认，女性主义行动不是简单的对与错的判断题，任何以“女性”为主词的行动，必然同时被说出和遮蔽。
“女性”这一范畴本身就是建构的，命定的女性共同体是不稳定的，它有阶级的距离，有无法互相抵达的时刻。女性主义的历史，从来就不是纯粹正确的行动，它充满了误判、妥协、被收编的时刻。
既往每一场女性文化行动，大多无法避免分裂和走向尾声的命运，但其残余的力量永久存在于历史里，依靠自身携带的重量，改变着当下每一位女性的处境。
女性行动的持久性，不会被单个符号的纯洁性所决定。大规模行动不可能只由充分自觉的人参与，抗争的姿态可能被掏空原初的痛感变成单纯的审美符号。但激活符号的情感结构可以比符号更持久，并在更基础的社会经验中不断被再生产。
（“时代终于追上了你”）
正是因为结构性压迫持续不断地生产新的创伤和新的愤怒，不断有新的个体，因为自己的生命经验，重新在符号中激活相似的情感内核。女性主义符号即使一次又一次被审美化、被掏空，也总能在某个时刻被重新注入意义。
批评是必要的自我审视，批评指出盲区、暴露裂缝、阻止共同体叙事硬化成新的教条。让批评和行动同时在场，知道自己不完整，甚至可能走向错误，我们仍然选择去做，因为沉默和缺席是更坏的选择。
仍然会有人拍下“莉拉式”毕业照，仍然会有人继续染名为“灵华粉”的头发。承认抗争中混杂着向上的欲望和虚荣的表演，是让行动保持诚实的条件。
每一次使用“我们”，都是一次不完美的缝合。喊出“我们”的那一刻所包含的爱永远是含混的，夹杂着认知的细微差异、阶级的墙。我们不使用“爱”这个词来豁免反思，这也不等于停止去爱。
承认每一次爱的行动都同时携带着包容与暴力，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仍然选择去爱，就是一个有重量的决定。
（图片素材均来源于网络）
参考资料：
[1]豆瓣书评《能够轻描淡写的，就不是女性的欲望》
[2]豆瓣书评《“我们的整个生命，就是一场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低俗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