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医学界 ，责编：汪航，作者：服务医者改善医疗
81岁，本该是安享晚年的年纪，可李光伟还在等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藏在一项他追了近四十年的研究里——始于东北一片矿区的“大庆研究”。“这是我必须做的，一定要知道这个结果。”说这话时，这位老人语气坚定。
时间回到20世纪80年代。彼时，中国的糖尿病患病率还不足1%，高血糖在大众眼里，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小毛病”。在大庆油田，来自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年轻的内分泌科医生李光伟，跟着导师潘孝仁教授，启动了全球第一个针对糖尿病前期人群的生活方式干预队列。
那时谁也没料到，这项起步于矿区的本土研究，会在此后近四十年里，一次次拿出改写国际指南的关键证据，也一次次被推上“是否只对中国人有效”的争议风口。
去年12月，国际顶刊《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刊发了一份由中、美、德多国学者联合完成的跨国资料分析，首次在中、美两个不同的种族人群中证实：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实现的糖尿病前期人群的血糖逆转到正常，能够获得明确的长期心血管保护效益。
透过李光伟的讲述，我们得以看见，中国三代糖尿病研究者，通过四十年持续追踪，联动多国研究团队把一项原创的公共卫生研究从地方试验，一步步发展成惠及全球的医学范本。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教授的他，至今仍站在这条长路的最前端。
一场改写国际指南的“中国答卷”
大庆研究的根基，始于1986至1992年、长达6年的生活方式干预试验。
团队在大庆油田选取糖耐量异常人群，通过饮食和运动指导进行干预，在全球率先证实：糖尿病能够依靠生活方式被有效阻断。这一结论，比美国的同类研究早了十余年，比芬兰早了约7年。
1995年，大庆研究向世界宣告“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1997年，这一发现登上美国糖尿病协会（ADA）旗下期刊《Diabetes Care》，传遍全球。
此后，它与芬兰DPS、美国DPP研究并称为2型糖尿病一级预防的三大里程碑。
但同时，真正的难题也随之而来。此后数十年，欧美的随访始终未能复刻大庆研究中“心血管保护”的完整结果，国际学界长期对其结论的普适性存疑。
其中，美国一项纳入3000余人、随访25年的糖尿病预防计划长期随访研究（DPPOS），始终没能观测到心血管事件风险的下降。美国团队起初将原因归结为干预后期降脂药物的广泛使用，掩盖了生活方式干预本身的价值。
李光伟团队在复盘大庆全部随访数据后，推翻了这一解释。团队按2年、4年、6年的不同干预时长分组，分析维持非糖尿病状态年限与追踪二十余年的远期心血管病风险的关联。
他们发现，糖尿病前期人群至少要把正常血糖稳住4年以上，才能换来长远的健康回报。若短短两三年内就滑向糖尿病，前期干预便几乎留不下远期获益。
而打破“仅中国人群有效”这一桎梏的钥匙，来自一位德国学者提出的全新分析思路：不再简单分析预防糖尿病是否降低了心血管病发生的风险，而是转向分析糖尿病前期人群逆转、回归正常血糖对长期心血管结局的影响。
美国团队循着这一思路重新梳理自身队列，发现血糖回归正常的人群，心衰与心血管死亡风险降低了约40%。他们随即邀请李光伟团队，用同一模型验证大庆数据，两组结果高度吻合。
李光伟告诉“医学界”，2025年12月发表的这份中美联合研究，是糖尿病高危人群严格的血糖管理是否能降低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研究的重大突破，这是全球第一次在不同人种人群中证实，生活方式干预的保护作用能够延伸至心衰与心血管死亡。
研究也同时勾勒出中美人群的差异：国人普遍体型偏瘦，只要不进展为糖尿病，便能收获健康获益；而对美国人群门槛更高，需要完全恢复正常血糖，才能看到风险下降。
“我国早在1986年就完成了这项核心干预试验，起步大幅领先欧美。”李光伟坦言，芬兰的同类研究至今尚未发布完整的长期随访数据，如今美国研究完成验证，确立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
2025年12月，《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刊发中美联合研究
依托这份联合数据，中美团队的下一步，是借助大庆40年随访资源，联合分析长期血糖稳定与癌症发病的关联，继续挖掘生活方式干预对人体更深远的健康意义。
而放在当下国内的慢病防控背景中，这套干预标准更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李光伟团队近年观察到，国内糖尿病发病呈现鲜明的年龄分层特征，年轻化趋势凸显，40至50岁中年群体的患病率增长尤为明显。
“中青年是社会的核心劳动力，该人群代谢病高发不仅加重医保负担，更会持续损耗社会生产力。”在他看来，这意味着糖尿病预防的关口必须前移——从青少年、从在校阶段，就建立起健康管理的意识。
曾差点放弃
如今，大众熟知大庆研究的重磅成果，却少有人知道，在随访至第20年时这支团队曾一度走到放弃的边缘。
李光伟回忆，当时的数据曲线已经显现出干预带来的获益趋势，但受样本量限制，迟迟未能达到统计学的阳性标准，项目一度面临终止。
所幸，国内外统计专家反复研判后认为，曲线趋势明确，值得继续延长观察数年。团队咬着牙又坚持了三年，才最终拿到那个震动国际学界的阳性结果。
每每回望研究起步的初心，李光伟总会想起自己的导师潘孝仁教授。
20世纪80年代启动项目时，团队的目标并非发表高分论文、申报职称，而是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一份可在全球落地的糖尿病防控决策依据。正是潘孝仁教授当年立足公共卫生需求的那份纯粹，支撑着团队，熬过了数十年枯燥而漫长的随访。
事实上，放到今天的科研环境里，像大庆研究这样动辄三四十年的长线队列，生存空间并不宽裕。当下的各类科研项目，更偏爱一两年就能出成果的“短平快”课题，长期人群随访则面临资金、人才的双重缺口，愿意沉下心深耕数十年的研究者，愈发稀缺。
这条长线队列的坎坷，也让李光伟对临床与科研的平衡有了更深的思考。他不认同两种极端，一是全盘否定科研，二是把论文、SCI影响因子当作职称晋升的必跨门槛。
在他看来，临床工作饱和、诊疗功底扎实的一线医师，不必牺牲看病的时间硬去做科研；基层医院缺少实验室、课题与导师资源。医生若能专心做好临床、解决好患者病痛，同样是优秀医者。
“现行评价体系过度量化论文，让不少临床能力过硬的青年医生晋升受阻，甚至选择消极躺平。”李光伟认为，医学界本应拥有多元的评价标准，既容得下深耕临床的才俊，也扶持得了专注科研的专家。
但与此同时，他也强调，科研对医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无可替代。
“临床重点回答当下‘如何治疗’，科研却能解释疾病病因及未来治疗走向的规律。”李光伟举例说，无论是大庆研究得出的“干预有效所需干预时长阈值”，还是中美联合研究证实的“人群获益差异”，这些改写指南的关键结论，都唯有依靠长期定向随访与严谨统计分析，才能被一点点挖掘出来。
在他眼中，有价值的科研不止于探究疾病的底层机制，更要服务于大众慢性病防控的落地。
基于大庆研究积累的成熟干预方案，如何突破线下人力有限的约束、以低成本覆盖海量高危人群，正是团队近年来重点攻关的课题。
为此，团队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公共卫生研究院，在大庆启动了一项纳入2000余人的AI+可穿戴设备的干预研究。目前项目已进入第二年随访，预计明年公布全部结果。
数字化工具固然能大幅减少人力投入、拓宽干预覆盖面，但李光伟也坦言，技术始终替代不了面对面沟通的价值。
结合大庆研究与美国DPP试验的经验，干预的第一年至少需要10次线下交流，仅靠微信推送、电话提醒，很难让患者建立起稳定的饮食与运动习惯。
“海外同类的数字化干预试验成败参半，失败案例的共性短板，就是缺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关怀。”他说，目前业内尚未形成统一标准来界定数字化工具介入的最佳时机，而这，正是团队下一阶段要重点探索的方向。
81岁，步履不停
今年81岁的李光伟，临床职业生涯已近尾声，但手头的两项核心工作，丝毫没有放缓。
一是为大庆研究的40年完整随访收尾，并推进全球首个糖尿病子代队列；二是运营一个面向全国青年医师的纯公益线上会诊平台。
2025年，团队正式启动大庆糖尿病子代队列研究，这也是全球首个聚焦糖尿病前期人群后代的代际随访项目，把研究的视角，从单一受试者延伸到了整个家庭。研究持续追踪初代参与者的子女、子代配偶以及第三代人群。目前，第二代人群的随访已完成约七到八成，第三代随访仍在稳步推进。
“1986年研究启动时，初代受试者平均年龄45岁，他们的子女大约25岁。时隔四十年，如今子代群体普遍年满60岁，心梗、脑梗等心血管终点事件已集中显现。”李光伟说，这恰好让我们有机会直观比对，早年接受过干预的家庭与未受干预的家庭之间，慢性病发病究竟有何不同。
在他看来，无论这项研究最终得出阳性还是阴性结果，都具备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
“如果父辈早年的生活方式干预，能够降低子代的患病风险，就意味着‘家庭一体化干预’模式具备推广价值。一人坚持健康习惯，全家共享健康收益；若不存在这种代际保护效应，则提示子代人群仍需独立开展强化干预。”他说。
除此之外，大庆研究的40年随访，还将完整描绘出6年短期干预的长期获益曲线，量化这种保护效应究竟能持续多少年，厘清15年、20年、30年后风险演变的规律。“这是我必须做的，一定要知道这个结果。”李光伟说这话时语气格外坚定。
“帮助年轻人学会看病”，是他给自己定下的另一个目标。
从1986年大庆油田、几百名糖耐量异常受试者起步，到如今追踪三代人群、完成中美跨国联合验证，四十年间，大庆研究一步步拿出属于中国的慢病预防答案。
在追求短期产出的科研环境下，大庆研究用数十年孤独的随访证明，立足国人健康需求的长线公共卫生研究，完全能够产出改变全球诊疗思路的原创成果。
而李光伟数十年的坚守也说明，一名优秀的医生和研究者，既要能沉下心做长线科研，也要俯身向下，把沉淀多年的临床经验传递给新一代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