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RNAScript ，作者：一一
10月9日，《纽约时报》记者Gina Kolata以《癌症疫苗是NIH的下一个重大押注》（Cancer Vaccines Are the N.I.H.'s Next Big Bet）为题，报道了美国正在推进的一项国家级治疗性癌症疫苗计划。
这项名为治疗性癌症疫苗计划（Therapeutic Cancer Vaccines Initiative，TCVI）的公私合作项目，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基金会（FNIH）共同推动，拟在第一阶段（前三年）投入2亿美元，联合学术机构、制药企业、慈善基金会及患者组织，建立全国性的临床研究网络与共享研发基础设施。
根据项目负责人Stacey Adam透露的时间表，TCVI预计于今年12月启动，初期重点关注胰腺癌、肝癌、结直肠癌及部分儿童肿瘤，希望加快治疗性癌症疫苗的临床验证，并在未来7—10年内推动其更广泛的临床应用。
NCI主任Anthony Letai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国家研究机构有条件支持一些原本难以开展的研究，也能够对具有潜力的新思路进行更大规模的投入。他希望借鉴新冠疫情期间公私合作研发的经验，加快癌症疫苗的开发进程。
这项计划的推进，恰逢癌症疫苗领域临床证据不断积累的阶段。今年8月，Moderna与默沙东合作的个性化mRNA新抗原疗法首次在大型III期临床试验中取得阳性结果；此前，胰腺癌、肾癌等难治性肿瘤中的个性化疫苗研究也陆续获得令人鼓舞的长期随访数据。针对共享肿瘤突变抗原的现货型疫苗，同样开始在早期临床中展现潜力。
不过，这些研究也逐渐暴露出癌症疫苗开发的复杂性。不同癌种、抗原选择策略、疫苗平台与治疗方案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即使观察到积极的T细胞免疫反应，也未必能够转化为明确的临床获益。与此同时，个性化疫苗的制造周期、质量控制和交付能力，也正在成为大规模临床开发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何在不同技术和临床研究之间建立可比较的证据，识别真正有效的疫苗策略，并逐步形成能够支持更大规模临床应用的研发与制造体系，正是TCVI试图解决的问题。
2亿美元：国家队准备解决什么问题？
今年9月，FNIH公开发布了TCVI执行摘要，详细介绍了项目的科学路线和投资安排。
根据规划，第一阶段拟投入的2亿美元中，1亿美元计划来自联邦资金，另外1亿美元通过企业、慈善基金会等合作伙伴筹集资金及配套资源。目前这一方案仍处于筹资和实施准备阶段，资金尚未全部落实。
从预算分配来看，TCVI的重点相当明确：
过去十几年，癌症疫苗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技术。研究者能够通过肿瘤测序寻找新抗原，利用生物信息学模型预测免疫原性，再通过mRNA、多肽、DNA或其他技术平台将抗原递送给免疫系统。围绕这些环节，已经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研发平台和生物技术公司。
但当这些技术各自进入临床后，行业却陷入了“不可比”的泥潭：
即使两家公司都宣称观察到了“特异性T细胞反应”，但由于抗原筛选算法、患者入组条件、联合治疗方案以及免疫学评价标准完全不同，外部很难评估哪种策略更具胜率。
更重要的是，“能够诱导T细胞反应”与“真正降低患者复发风险”之间，仍存在需要临床验证的距离。
TCVI建立的共享基础设施，就是试图统一部分免疫学评价标准，将不同平台、不同抗原策略置于同一个参照系下比较，并整合患者的“基因组-免疫监测-临床结局”全链条数据。
按照FNIH的规划，项目第一阶段将用约三年时间开展示范性临床研究，同时建设制造、免疫监测、生物样本库和数据管理等基础能力。对于获得积极结果的策略，第二阶段再通过更大规模的临床网络继续验证，逐步推动监管申报与患者可及性。
正如Letai 10月7日接受《The Cancer Letter》采访时透露的那样，TCVI首期将推动2—3项示范性临床试验。美国政府要补足的，正是商业公司因竞争隔离而无法建立的“比较性证据”与“共享基础能力”。
从黑色素瘤到“冷肿瘤”：TCVI的取舍与争议
癌症疫苗近年来最具说服力的胜利，来自“热肿瘤”黑色素瘤。
2026年8月19日，Moderna与默沙东宣布，个性化mRNA疗法intismeran autogene（mRNA-4157）联合Keytruda在1137例高风险黑色素瘤患者的III期INTerpath-001研究中，成功达到RFS（无复发生存期）和DMFS（无远处转移生存期）双主要终点。
然而，在TCVI的攻坚名单上，黑色素瘤并未占据核心——NCI将重金压在了胰腺癌、肝胆肿瘤、结直肠癌、卵巢癌及儿童恶性肿瘤上。
这一选择背后，是公共研究机构与商业逻辑的深刻博弈：
商业资本策略➔优先选高TMB（突变负荷）、热肿瘤（如黑色素瘤）➔胜率高、商业回报快
NCI国家队策略➔攻坚低TMB、冷肿瘤（如胰腺癌）、儿童肿瘤➔未满足需求极高、商业意愿不足
难治性肿瘤中的微弱曙光
近年来，多项早期研究证明，冷肿瘤并非绝对不可逾越：
胰腺癌（个性化mRNA）：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MSK）的Vinod Balachandran团队与BioNTech合作，在个性化mRNA疫苗autogene cevumeran的I期研究中，跟踪了16名患者。今年的AACR大会上公布的长期随访显示：术后4—6年，8名产生疫苗免疫应答的患者中7人依然存活，而未应答组仅存活2人。（注：目前该团队已启动260例随机II期临床进行确证）。
肾癌（个性化多肽）：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Catherine Wu团队2025年在《Nature》发表研究，9例高风险肾细胞癌（低TMB癌种）患者接种个性化多肽疫苗后全部产生T细胞应答，术后中位40.2个月随访无一复发。
胰腺癌/结直肠癌（现货型多肽）：2025年8月《Nature Medicine》发表了针对KRAS驱动突变的淋巴结靶向疫苗ELI-002的最终结果，25例微小残留病灶（MRD）阳性患者显示出强烈的KRAS特异性T细胞反应，且应答强度与无复发生存直接相关。这证明针对共享突变的“现货型疫苗”在冷肿瘤中同样可行。
窗口期选择：辅助与新辅助
在今年7月的NCI临床试验与转化研究咨询委员会会议上，Balachandran与Stacey Adam介绍了TCVI初步临床规划。
项目计划优先研究术后复发风险较高（MRD阳性）的患者，探索个性化RNA疫苗用于辅助治疗，以及现货型疫苗用于部分新辅助治疗的策略。初步考虑的适应症包括胰腺癌、肝胆肿瘤、结直肠癌、部分卵巢癌及融合基因阳性的儿童恶性肿瘤。
其中一个重要考虑是，疫苗或许更适合在肿瘤负荷较低、患者仍有机会建立有效免疫反应的阶段发挥作用。
对于术后存在微小残留病灶的患者，研究者希望利用疫苗诱导的T细胞识别并清除残留肿瘤细胞，从而降低复发风险。而在部分新辅助治疗场景中，研究者也希望探索完整肿瘤仍然存在时接种疫苗，能否更有效地诱导或扩大抗肿瘤免疫反应。
这些假设仍需通过严谨的临床研究验证。
项目同时面临现实的试验设计问题。NCI会议上曾有专家提出，如果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胰腺癌等免疫学意义上的“冷肿瘤”，是否会增加项目早期失败的风险？
Balachandran回应称，所选择的癌种已经有疫苗诱导免疫应答的早期证据，而且具有迫切的临床需求。项目也计划优先选择部分术后复发风险高、能够在相对有限时间内观察临床事件的患者群体，以便在前三年完成初步评价，并根据预先设定的标准决定是否扩大研究。
对于部分儿童肿瘤，疫苗可能还有不同的治疗目标。例如，在现有治疗已经能够获得较好初始疗效的情况下，如果疫苗能够帮助控制残留病灶，未来或许有机会降低其他治疗的强度，减少长期毒性。
这也让TCVI的临床规划具有了更明确的公共研究特点。它试图把资源投向既有科学线索、又长期缺少充分临床开发的领域，并通过有组织的临床研究判断这些治疗假设究竟能走多远。
制造与数据共享，将决定国家级研发网络能否真正运转
除了临床设计，TCVI在实施层面还面临两大极其现实的产业考验：个性化GMP制造与数据共享机制。
瓶颈中的瓶颈：个性化GMP制造
在7月的NCI会议上，Balachandran明确指出：个性化癌症疫苗的GMP制造能力，是TCVI能否在全国推广的最大运营瓶颈。
个性化RNA疫苗的交付涉及“组织获取➔测序➔生信筛选➔序列设计➔RNA合成➔LNP制剂➔质控放行”的极长链路。每一个环节的延误，都可能导致患者错过最佳治疗窗口。
TCVI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依托大型学术医学中心建设“核心制造枢纽”，同时建立“区域卫星设施”去中心化网络。这直接呼应了近年来RNA产业界对模块化GMP工厂、自动化生产设备、小批量多批次柔性生产以及快速Release分析方法的迫切需求。
商业壁垒与数据共享
癌症疫苗研发高度依赖患者的分子与免疫学信息。抗原预测算法、递送技术、免疫监测结果和临床开发经验，往往也是生物技术企业的重要竞争资产。如何在保护Biotech商业IP的前提下，让不同研究产生的数据互通互亮？
FNIH在这方面拥有历史参照：
Partnership for Accelerating Cancer Therapies（PACT）（2017年）：联合政府与12家大药企，成功建立了肿瘤免疫治疗生物标志物的公私合作验证机制。
ACTIV项目（新冠期间）：Stacey Adam亲历了这一项目，成功协调了数十家竞争对手企业、政府部门及临床中心共享试验资源。
在今年杜克大学的一场校友访谈中，Stacey Adam还分享了TCVI启动时的一段经历。
2025年12月19日，NCI主任Letai在FNIH的一场活动中与Adam及其同事进行了交流。第二天，他便打来电话，提出希望将治疗性癌症疫苗作为双方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并询问能否在圣诞节前组建专家委员会。
Adam当晚便发出30份邀请。12月23日，29位受邀专家参加了会议。此后仅用约两个月，团队便完成了初步路线图，并于今年3月向NCI国家癌症咨询委员会提交方案。
这种“新冠式的推进速度”，折射出公共管理层对这一赛道的高度期许。Adam认为，个性化和现货型癌症疫苗的早期研究都开始出现积极结果，近年来基因组学、免疫学、疫苗技术和计算方法的进展也正在汇合，使研究者们也都看到了大规模协作的机会。
结语
站在RNA药物与肿瘤免疫赛道的交叉点，我们该如何看待TCVI带来的深远影响？
从“资本催化”转向“基础设施红利”：2亿美元的第一阶段拟议投资中，超过一半将用于临床证据生成和共享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支持单一技术或候选产品，TCVI更希望通过全国性临床试验网络、标准化免疫监测和数据体系，为不同疫苗策略提供持续验证的条件。如果这些基础能力能够真正建立并形成有效的开放合作机制，其价值将不局限于首批参与项目的机构，也可能惠及后续进入这一领域的研发企业。
现货型与个性化路线双向奔赴：个性化新抗原疫苗已经在黑色素瘤等适应症中取得重要进展，针对KRAS等共享驱动突变的现货型疫苗也开始积累临床证据。两条路线各有适用条件，未来如何根据癌种、抗原特征、疾病阶段及患者免疫状态选择治疗策略，仍有大量问题需要回答。TCVI计划开展的跨平台研究，有望为这些选择提供更可靠的人体证据，也可能推动不同抗原策略及治疗方案的进一步探索。
制造与质控服务商迎来长期需求：随着TCVI布局去中心化GMP生产网络，针对小批量RNA快速合成设备、自动化LNP封装系统、流式/Single-cell免疫监测工具的技术需求将被持续放大。
回顾过去二十多年的探索，治疗性癌症疫苗已经积累了越来越多积极的临床信号，也开始获得大型随机对照试验的支持。但不同癌种、抗原策略与治疗方案之间的差异，提醒我们仍有许多基础问题尚未得到充分回答。
TCVI最值得期待的，是通过长期、有组织的临床研究，让这些分散的探索逐渐形成可比较、可积累的证据，并建立支撑疫苗开发与交付的基础能力。最终，决定癌症疫苗能走多远的，仍然是能否在明确的患者群体中证明临床获益，以及能否以可控的质量、时间和成本，将这种治疗带给更多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