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橡树实验室 ，作者：橡树作者，原文标题：《本科新生最新数据：儿科专业，全面收缩！》
儿科正在被新一届年轻人“抛弃”。
根据今年部分高校最新报到数据显示：南京医科大学儿科学院2026级本科新生名单上，只有70个名字，比五年前少了近一半。
更耐人寻味的是，儿科学院也成为这所学校新生人数最少的学院。
贵州医科大学儿科学院今年有2人被录取后直接没来报到，去年也有1人未报到，而在2023年、2024年，该学院的报到率都是100%。
招生规模在缩小，投档位次也在暴跌。
今年高考录取期间，广东医科大学的儿科学在山东省的投档最低位次从去年的7万多名骤跌至17万余名，跌幅超过10万个位次。
作者徐美娟|编辑·蓝精灵|头图·视觉中国|橡树实验室
招生端的寒意，在职业端有着更直接的注脚。
据《医疗行业人才发展报告合辑》，儿科是医疗机构15个科室中离职率排名靠前的科别，排名第五。
“我现在就想转行。”广州某三甲医院的儿科医生李佳对橡树实验室说。
社交媒体上，一位32岁的医生已经辞掉了三甲医院的儿科编制，并写道：“入职儿科一年，长期夜班，高压连轴，同事晕倒、胃溃疡，我自己频繁头痛头晕，身体发出一遍又一遍预警”。
招生计划缩减、投档位次暴跌、在职医生转行——当招生端的萎缩与职业端的逃离同时发生，儿科专业正在陷入一场恶性循环。
01从120人降至70人
儿科学新生减少
都说儿科医生荒，但儿科学院的本科新生人数，也一年比一年少。
以南京医科大学为例，该校儿科学院成立于2018年，前身是“江苏医学院”1953年成立的儿科学教研组，本科设有临床医学（5+3一体化，儿科学）、五年制儿科学两个专业。
该校官方数据显示，2026级儿科学院本科新生仅70人，是学校新生人数最少的学院，研究新生88人，相较往年也有所下降。
回看五年前，2021级本科新生120人、研究新生115人；2022级本科新生120人；2023级本科新生100人、研究新生124人；2024级本科新生100人、研究新生109人；到2025级，本科新生已降至70人、研究新生降至91人。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院校。
贵州医科大学儿科学院学生会“沁芳儿院”显示，该校儿科学院2026级计划招录新生80名，实际报到78人，2人未报到，报到率达98%。去年也有1人未报到，2025级120名新生119名报到，报到率达98%。而在此前，2023级、2024级新生报到率均为100%，全部到校。
值得注意的是，该校儿科学院整体新生规模也在缩减。数据显示，2023级、2024级新生分别为101名、120名，如今已经缩减到78人。贵州医科大学儿科学院设立于2016年6月，其附属医院1942年建院之初即设立儿科，是贵州省儿科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学院本科新生人数虽然基数较大，但整体同样呈下降趋势。该校官方数据显示，2023级至2026级，儿科学院本科新生人数分别为250人、221人、220人、222人。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学院1956年由上海第一医学院迁渝创建，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四大儿科系之一，办学底蕴深厚，却依然挡不住招生规模的下滑趋势。
西南医科大学儿科学系的新生人数也在下降，该校官方数据显示，2026级儿科学系新生100人，但此前2018级、2019级、2023级、2025级分别为104人、106人、126人、136人。
实际上，在许多院校，儿科学院/专业的招生规模本就有限。哈尔滨医科大学2026级本科临床医学（5+3一体化，儿科学硕士）、儿科学专业新生分别30人；新疆医科大学儿科学院本专科新生共55人；海南医科大学虽然未公布今年儿科学院的新生数据，但该校儿科学院2024级本专硕博新生共45人，其中本科30人。
除了招生规模缩小，儿科学专业的投档录取位次也在大幅下滑。今年，广东医科大学儿科学在山东省的投档最低位次从去年的七万多名骤跌至十七万余名，跌幅超过10万个位次；广西医科大学儿科学在浙江省的位次也从去年的七万多名跌至今年的十一万多名。这意味着儿科专业在考生心目中的优先级，正在快速下降。
事实上，儿科学专业长期维持在小规模培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科学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历史最为悠久的儿科系之一，每年培养的儿科专业（方向）本科生、研究生以及住规培和专培医生才近千名；南京医科大学儿科学院办学60多年来，累计培养4000余名优秀儿科人才，年均不过60余人；重庆医科大学近十年，儿科学院累计培养儿科本科毕业生3119名、研究生2552名。
儿科专业曾经历曲折发展。1998年，医学院本科教育取消儿科专业，代之以临床医学专业，到研究生阶段才细分儿科方向；1999年，全国儿科专业停止本科招生，直至“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2016年才恢复。
ABC排名显示，2024年儿科学专业开设院校共46所，2026年这一数字已降至43所（不包括独立学院、军事类、合作办学以及未开设该专业点的院校）。
02待遇低、压力大、强度高
儿科医生想转行
新生规模萎缩、投档位次下滑的背后，是儿科医生群体正在经历的现实困境：待遇低、压力大、风险高。
“我现在就想转行，考事业编，公务员，当然难度比较大，但是考上了比儿科好。”
李佳是广州某三甲医院工作的儿科医生，她向橡树实验室描述了自己的工作状态：“我们模式是轮转的，每年会有几个月时间在病房，几个月时间专门出急诊。在病房每周5—6天值班，夜班是24小时，周末还要查1天房。门诊是8小时制，大夜班基本是晚上12点到早上8点，睡眠颠倒，而且晚上多是焦虑难搞的病人，腹痛发热呕吐胸痛等。”
高强度工作之外，儿科还是医疗纠纷的高发区。据南方周末报道，江西抚州健强第五医院儿科急诊值班医生韩杰因漏诊腹股沟，导致患儿次日在转院后因救治不及时身亡，被抚州市临川区法院判医疗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年内不得从事医疗卫生行业。
这一案例在儿科医生群体中引发广泛讨论。
如此大的工作强度和高风险，与薪酬并不匹配。李佳说自己月薪到手1万多元，但不固定，跟个人工作量有关系，比如门诊量多，收入高一些。
但儿科医生薪资普遍不高。2020年发表在《中国公共卫生》的一项研究显示，月收入大于等于1万元是儿科医生工作满意度的阈值，但在全国参与调查的4198名儿科医生中，只有17.77%的儿科医生月收入超过1万元。
儿科医生薪酬低，或许与儿科科室“不挣钱”有关。相比其他科室，儿科在检查项目、用药剂量等方面存在诸多限制。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大同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王雅丽也提到，儿科工作具有病情变化快、家长期望值高、沟通成本大、用药及检查项目创收能力弱等特点，导致儿科在医院绩效考核中天然处于劣势，形成“越忙越亏、越干越穷”的恶性循环。
《财经杂志》一篇报道中曾提到，南方一家县医院里，儿科是明显的亏损科室，仅2024年人力成本支出就亏了400万元。对此，医院一直对照全院平均绩效补贴给儿科。如全院平均绩效是2000元，那么儿科自己能做到人均1200元，差800元，医院给补贴80%，640元。
王雅丽指出，当下儿科领域长期存在的“人员相对紧张、工作负担重、岗位吸引力不足”等根本性挑战仍未得到系统性化解。其核心矛盾在于：儿科医疗服务的“高公益属性”与市场化的医院“经济运行逻辑”之间存在冲突。
这直接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人才“招不来、留不住”。工作强度与心理压力居各临床科室前列，但薪酬待遇却长期垫底的现实情况，严重挫伤医学生选择儿科及在职医师坚守岗位的积极性；二是医院“不愿办、无力办”。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DRG/DIP）和强化公益性考核的双重压力下，公立医院自身运营已举步维艰。已亏损的医院难以独自承担儿科的人力成本溢价，导致部分医院儿科萎缩甚至关停。
03儿科医疗资源增加
但人才困境仍未缓解
从宏观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儿科医疗资源持续增加。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2024年底，我国儿科执业医师数量达到24.39万人，较2020年的16.34万人增加49.3%；每千名儿童床位数达到2.47张，较2020年的2.18张增加13.3%。
与此同时，新生儿出生率持续下降，但这并未缓解儿科人才紧缺的问题。
受新生儿出生率下降的冲击，许多医院关停、整合儿科。今年9月，桂林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发布通知称，为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优化区域医疗资源配置，自2026年10月1日零时起，关停产科门诊、住院分娩服务及新生儿科住院医疗服务；同月，运营了九年的二级儿童专科医院——成都天使儿童医院正式停诊。
“儿科随着出生率下降需求减少，而且儿科本身不挣钱，是医院负担，现在医院都是比较嫌弃儿科的。”李佳坦言，“大多数医院现在降本增效，大医院都想缩减儿科，我们医院也在缩床裁员，目前来说我们科室已经是不招人了，连续3年没招人了，去年还裁员，今年大概率也可能裁员，实行末尾淘汰制。”
李佳说自己本科毕业是在2015年，那时候儿科本科学历就能找到工作，就算进北京的三甲医院也不难。但如今，研究生毕业也很难就业，“我师妹毕业很难找工作，三甲医院现在普遍要博士，个别新开医院才有机会”。
月月今年儿科硕士毕业，本科学的临床专业，她告诉橡树实验室，自己从四五月份开始找工作，一直到八月份才成功入职，还不是最想去的医院，“现在儿科招人招的比之前少太多了，一起毕业的同学还有一半没有找到工作。”
一边是新生儿下降冲击儿科行业，儿科关停、整合、缩招，一边却是儿科医生紧缺，基层儿科因人手不足而被迫关停。
9月30日，福州市长乐区第二医院发布通知称，该院儿科医师人力短缺，无法满足病房24小时值班的基本要求，为确保医疗质量和患儿安全，自10月1日起关停儿科住院病房业务，保留儿科门急诊服务（24小时接诊）；此前，商都县人民医院也曾因该院儿科医师人员紧张（仅有医师两人），暂停儿科夜间急诊诊疗及住院收治服务。
当基层儿科机构大规模关停，患儿向头部儿童医院集中，有限的儿科医生反而面临更大的接诊压力。
如何破解儿科医生短缺与职业发展困境？王雅丽认为绝不能将责任和压力简单地“压给医院”，她提出设立并督导落实“儿科薪酬保障线”，将“推动综合性医院儿科等紧缺专业医师的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医师薪酬平均水平”的要求，转化为所有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的强制性考核指标。
与此同时，实施“儿科人才振兴计划”，在职业发展上给予一定倾斜。全面推行儿科高级职称自主评审与单列评审，评审标准破除“唯论文”倾向，向临床工作量、诊疗质量、疑难重症救治能力和患者满意度倾斜；继续扩大并优化儿科医师转岗培训规模与机制。
此外，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联动的“儿科专项运营补助基金”，建立一项常态化的“儿科专项运营补助基金”；改革儿科医疗服务定价与医保支付体系，体现技术劳务价值，例如提高儿科诊查费、护理费等项目价格；借助“儿科服务年”契机，大力推广智慧医疗与分级诊疗。
（文中李佳、月月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