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中国文人
原创2022-01-15 07:00

到底是中国文人

作者 | 竺晶莹

题图 | CFP


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于上个月去世,他在2007年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前朝梦忆》,诉说了中国晚明时期的文人——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张岱,恰恰是中国文人的一个缩影。他知情识趣,却遭遇山河破碎,身为前朝遗老,为了修史而苟活于世,也在追忆中回望成空的繁华,其中可见中国文人的风雅与气节。


难得的是,四百年后的西方学者史景迁能够感怀于张岱的心思,向全球读者介绍这样一位中国文人。我想,西方读者大约能懂得张岱对前朝往事的追忆,因为这在西方语境中并不罕见。但关于中国文人的气节和那份对修史的执念,即使史景迁极力呈现,这恐怕也不易理解。


人们总在辩驳史景迁的通俗是否有益,当我看完《前朝梦忆》之后,相信史景迁已然理解了中国文人的那份沉痛,也深信他在通俗之余从未舍弃事实。


中国文人之乐:知情识趣

 

在张岱所著的《陶庵梦忆》里,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名古中国的有闲阶级成员,江南子弟张岱总以最高的审美标准吃喝玩乐,晓得欣赏天地间至美的瞬间,这是中国文人知情识趣的一面。


他自嘲“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

 

然而偏偏有钱有闲,便也愿为自己的癖好一掷千金。张岱一旦着迷,就入迷极深,但他也知道自己没长性:“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张岱,象征着好品味,当今中国最趋之若鹜却也最缺乏的那种好品味。

 

他钻研茶道,定要取斑竹庵的禊泉水,来搭配日铸的茶叶,这样最能释放香气,再杂入少许茉莉,沸水注之,青茶在细白瓷杯里舒展,“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于是张岱戏称其为“兰雪”。此后,他自创的兰雪茶走红,价格遭市场哄抬,时价更高的松萝茶竟屈尊来假冒兰雪茶,世事荒诞如此,令张岱称奇。

 

吃过见过,什么都短暂地爱过,然后抽身而出寻找下一份喜爱,大约是典型的江南子弟,人生周旋在读书与享乐之间。张岱是这样,江宁织造府的曹雪芹也是这样,在少年时期尽享秦淮河畔的繁华。木心恐怕也是类似的调子,他继承了古中国的余韵。

 

因为这一份相像,所以在张岱和曹雪芹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那种不厌其烦地描摹着感官体验的风格。张岱在十月组织“蟹会”,每人六只蟹,不加盐醋,只尝其原味。为了防止冷腥伤其风味,要一只只蒸煮,这时的河蟹真正是“紫螯巨如拳,小脚肉出,油油如螾蜒。掀其壳,膏腻堆积,如玉脂珀屑”。《红楼梦》里也有出名的螃蟹宴,大观园上下齐聚在藕香榭,赏桂剥蟹,配以黄酒,结社作诗。

 

这就是张岱和曹雪芹的风雅,吃穿用度,皆可以上升到审美的高度,而他们恰恰也是张爱玲笔下的“中国有闲阶级”。

 

在《更衣记》中,张爱玲细数中国历代时装设计,她惊讶于古中国衣衫上的繁复点缀,连鞋底上都满布着繁缛的图案,鞋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更别说鞋底了。张爱玲言明:“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

 

今日中国国民,恐怕已经离这种审美意趣十分遥远。一来现代人永远被新鲜事物分心,难得有耐心和闲心做些钻研,于是便也失去了欣赏的能力。二来世人多半功利,现下很少有人能为无用的东西花那么多心思,越来越少人拥有这种矜贵。

 

其实,懂得欣赏,就不怕耽于逸乐。不过,在我看来,如若只晓得欣赏风物之美,也算不上高明。张岱最难得的是,他能于天地间感受那种至美的时刻。兴之所至,便活在了另一方时空之中。

 

崇祯二年(1629),张岱坐船行经金山寺,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他唱起韩世忠击退金人的戏来,是谓“金山夜戏”。一时之间锣鼓喧天,一寺人皆起看。等戏唱完,已是曙光初露,张岱命人收拾道具、灯笼,行船离开。而僧人全到江边,久久目送着远去的小舟,纳闷“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张岱总是大为得意这样的时刻。而史景迁也十分懂得张岱的人生观,他写道:“在精神的世界一如舞台生活,神明的无情操弄和人的螳臂当车之间并无明显区别。我们所称的真实世界,只不过是人神各显本事,各尽本分的交汇之处而已,张岱一生都在探寻这种片刻。” 

 

中国文人之殇:山河破碎

 

“审美”固然是张岱散文的一大特质,但《陶庵梦忆》的主旨仍在于“追忆”。倘若明朝没有亡,张岱笔下的繁盛也不过是饶有雅趣的小品文,独抒性灵。但是明朝灭亡了,他记忆中的故国与故人越风华,就衬得如今的张岱越残旧。

 

追忆是一种普世的人人皆能理解的情感,尤其多见于文学之中,它在东方显现,也于西方存在。中国拥有曹雪芹的《红楼梦》,法国自有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英国则有伊夫林·沃的《故园风雨后》。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用很长的时光尽兴,然后继续活在那场盛大的回忆里。

 

如果明朝没有亡,张岱散文中所洋溢的快乐就是浅薄的快乐,纵然文辞华美,至真至纯,也不过是本人间极乐指南——追求极致的感官享乐,勾勒晚明时期的风物与人情。但是正因为明朝灭亡了,历经家国变故,张岱的追忆文才更具今昔对比的反差感,也更有了不同生命体验的层次感,因此足以传世。

 

很遗憾,文学有时就是需要变故来成全。

 

当张岱从有闲阶级的位置上狠狠坠落下来之时,仓皇逃难,万贯家财和万卷藏书被留在了绍兴家中,悉数由官兵占领。张岱到底是个中国读书人,与所有不事二主的中国读书人一样,他披发入林,过了几年隐居的日子。

 

在一个夜气方回的凌晨,他感慨:“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所有的繁盛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身为前朝遗老,他开始追忆往事。我们仿佛看到,那个俊逸的张岱已不复年少时的风姿,他布衣褴褛,伏案在一张与山河同样破碎的书桌前,眼里一幕幕划过多年前自己身为主角的交游与逸乐。

 

同样地,在李煜、曹雪芹身上,命运的起落也成全了他们作品中悲剧性的美感。

 

早年李后主还沉湎于闺房之乐,写写“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赵匡胤打进来以后,江南陷落,身为南唐后主,李煜写出了泣血泣泪的亡国之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而当他被软禁之际,沉痛与遗憾将他的词作推向了最高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而曹雪芹亦然,只有家道中落以后倍感世态炎凉,才会写出《好了歌》的真谛,生发“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唏嘘。

 

史景迁也着迷于曹雪芹和张岱的身世,理解他们的追忆。史景迁的第一部作品是《曹寅与康熙》,以曹雪芹祖父入手,写了康熙皇帝的治术。而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就是《前朝梦忆》,记录了张岱的沉浮。

 

《前朝梦忆》的英文书名是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o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一位晚明人士的追忆,而“重回龙山”指的是张岱出生于龙山,又归隐于龙山。史景迁以“追忆”入手,向西方读者介绍这样一位中国先人,也恰恰因为“追忆”在西方叙事中并不少见。

 

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代表作《故园风雨后》讲的也是一段追忆。史景迁在采访中说过,自己年轻时阅读过伊夫林.沃的作品,那么不出意外,他想必读过这本小说,或许史景迁常被赞叹的妙笔生花也被这位作家影响过。小说带着深沉的怀旧意味,主人公重回白庄,这里承载着他和昔日同窗好友的青春岁月,然而如今物是人非,在二战前夕,所谓英国贵族阶层的荣光已然消退与幻灭。这也是一场盛大的回忆,在时代转换之际。

 

因此,史景迁以追忆着笔写张岱,这是东西方读者都能意会的情感。曾经的绮梦,如今的残梦,谁读来不唏嘘呢?

 

中国文人之志:修史传世


不过,西方读者不容易懂的是,中国文人的气节,以及他们对于修史的那份执念。难得的是,史景迁懂了。

 

史景迁的作品,有人褒有人贬。由于他兼顾学术研究与通俗阅读,所以白修德(Theodore H.White)盛赞史景迁“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但也正因这种风格,很多史学家又诟病史景迁只是个“说故事”的史学家,质疑他笔下人物的内心戏和想象力过于丰富,而且他视野太广,未专注成为特定历史题材的权威专家。

 

单就《前朝梦忆》来说,我至少从史景迁处得知——张岱一生中最看重的是《石匮书》。对于现代作家而言,很多事物止于文学的意义已经足够,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人来说,他们追求历史的意义。不管史景迁如何通俗,至少他确证了张岱的意志,而我也借此看到了这份志气。

 

中国古代文人,正途无非科考做官,张岱族人经历宦海沉浮,他尽管没有放弃考取功名的想法,但也早已看清,荣华富贵下总有暗流涌动,隐藏着坠落的祸端。而当他中年以后,明朝更是风雨飘摇,张岱愈加坚定了修史的志愿。

 

这种志愿或许是很好理解的。经史子集,排在首位的是十三经,儒家治国安邦之道,科举必考内容;第二位就是正史,中国人向来注重修史;再来是诸子百家之学说;文学被视为末流,诗词歌赋,陶冶性情而已,那是文人雅趣,不上庙堂之高的。

 

因此,连张岱自己都说,《陶庵梦忆》是他“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但《石匮书》却投注了他最多的心力,张岱自陈,他身为亡国之民,本该自尽,却为了完成《石匮书》而苟活于世上。

 

这一层中国文人的气节,又是西方语境很难理解的。中国文人受到的规训是,一个朝代结束了,他作为这个朝代的子民就该守节而去。比如明朝灭亡,张岱的好友祁彪佳面对清朝招安,选择投湖自尽,以保前朝汉人志士的气节。但对照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对于佛罗伦萨易主,被冷落的他只会选择进贡《君主论》,以求重新得到启用。

 

对比可见,中国文人始终是沉重的。而史景迁在通俗之余,并未把这份沉痛抹去,他恰恰用自己的方式向西方读者诉说了一个真实的古中国。

 

那么史景迁为何会如此有感于张岱的修史志愿?一方面自然因为史景迁是专业学者,浏览了大量史料,十分了解中国。但另一方面,是因为史景迁和张岱都渴望用自己的笔,“把已沦丧的世界一点一滴从灭绝中抢救回来”。

 

史景迁和张岱都敬仰司马迁。史景迁这个中文名字,寓意明显,学历史就要景仰司马迁,这是Jonathan Spence在耶鲁大学研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期间,一位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给他取的。

 

张岱将自己所著的明史取名为《石匮书》,意在表达对司马迁的推崇。因为石匮是司马迁保全史料之处,司马迁在汉朝借此成就了其旷世巨著《史记》,得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当然,张岱也是以司马迁的遭遇来激励自己,不管遇何变故,都不该在《石匮书》完成之前了却残生。

 

据史景迁所述,在康熙三年(1664),张岱终于完成了《石匮书》,全书凡两百五十万字,上起洪武肇基,下迄天启崩殂(1360年代至1627),内容遍及朝廷治理的各个面向,上自天文历法,下至经世济民,《石匮书后集》最终完稿时仍约有五十万字,张岱整部明史共计三百万字。

 

《前朝梦忆》的结尾,想象了张岱在完成这部巨著时的情景,史景迁是这么写的:“我们亦可想象,跟许多张家人的坐姿如出一辙,他弯坐于书几,凝视着最后搜集到的史料图像:有个老人突然发觉自己如鬼使神差般手舞足蹈起来。”

 

史景迁与张岱、司马迁之间,大约永远都会回响着那一份真正的共鸣:“只要有人追忆,往事就不必如烟。”

 

张岱、曹雪芹这样的中国文人,即使失意于科举之路,断了追逐功名之心,纵情于红尘之间。他们仍然不是碌碌无为的江南子弟,因为他们各自找到了自我救赎的途径,张岱选择修史,曹雪芹写了小说,皆传于后世。这就是记录的全部意义,也是中国文人的终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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