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之神”王永庆逝世17年后，家族再爆争产。 2025年11月24日，幼子王文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提告，指控同父异母兄弟姐妹及堂亲“管理不当数十亿美元信托”，要求法院重整结构，使其回到父亲当年设立信托的原始目的——家族团结、慈善传承与台塑美国业务长期治理。 王永庆生前未立遗嘱，加上复杂家庭关系，自2009年起家族在美国、百慕大及中国台湾多次围绕信托提告。此次诉讼被视为王氏家族长达三十年的继承与治理纠纷的延续，短期内仍难落幕。 这已非王家第一次围绕信托结构交锋。台塑王国的建立始于1954年，两兄弟以米店起家，将台塑打造成横跨塑胶、石化、电子材料与公益医疗的制造帝国。自1990年代起，家族内部已因继承、婚外家庭与企业权力问题出现裂痕；围绕境外信托的诉讼也持续在美国、百慕大、中国台湾与香港反复上演。 *欢迎扫码加入家办新智点·知识星球。限时赠阅17万字“家办手册”，全面了解本土家办行业图谱和方法论。 “卖米”起家 王永庆的一生，堪称白手起家的典范。 1917年1月18日，王永庆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县新店镇直潭——一个山多田少、茶农普遍贫困的地方。王家祖籍福建安溪，清代道光年间因生计困顿渡海来台，数代务农却始终家境清寒。 他的祖父王添泉曾在村里开私塾，但收入微薄。由于“读书难改命”的观念，王永庆的父亲王长庚从小便被迫辍学务农，使本已贫困的家庭更加拮据。 王长庚与妻子王詹样育有八个子女，因生活窘迫，除最小女儿外其余三名女儿都被送养。王永庆从小立志“把妹妹赎回来”，成年后拼命赚钱置办嫁妆，让妹妹们能体面出嫁。 父亲在他六岁时重病卧床，全家生计都落在母亲身上。王永庆后来回忆，母亲白天挑茶、卖茶、种菜，夜里只以残羹冷饭充饥，日子“困苦到无法再苦”。 1932年，自新店公学校毕业一年后，王永庆只身南下到嘉义当米店学徒。跑腿、送米、观察店务的经历，让他第一次掌握了做生意的基本原理。 16岁那年，他向父亲借来200元旧台币，在嘉义开设第一间米店。当时当地已有三十多家同业，他却靠两项做法脱颖而出： 卖“好米”：提前挑掉砂石秕糠，品质远胜同业； 做客户管理：为每户家庭建立登记卡，估算用米周期，快吃完时主动送货。 这套逻辑与70多年后京东的“正品”与“送货上门”如出一辙。靠品质与服务，他的米店在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然而，二战爆发与台湾实施粮食配给制度，使米店难以维持，王永庆不得不结束第一段创业。 1944年，他与弟弟投入木材与砖厂生意。1945年台湾光复，建筑需求大增，木材事业随之起色，使他赚到第一桶金。但由于经验不足，他也曾将全部家底赔光。即便如此，他没有放弃，凭着韧性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1951年长子王文洋出生时，王家仍住在铁道旁的旧房子，生活朴素，但家族财务已逐渐稳定，为台塑后来的崛起埋下基础。 创立“台塑” 1954年，美国开始向台湾提供财政支持，推动私人企业发展新兴工业。王永庆敏锐察觉塑料将是未来关键材料，向美方申请到68万美元援助与日本PVC技术牌照，加上自有资金约50万美元，与弟弟王永在共同创立“福懋塑胶”。 因考虑一般人不识“懋”字，公司随后改名为台湾塑胶公司（台塑）。1957年，台塑在高雄建成第一座PVC工厂，日产仅4吨，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小、技术最落后的装置。 由于成本高、品质不稳定，产品堆满仓库，股东陆续退出。但王永庆没有放弃。他意识到：“台湾只有我们能做PVC粉，却没有人能把它做成民生用品。”问题不在上游，而在下游产业缺位。 1958年，兄弟俩成立南亚塑胶，负责将PVC粉二次加工；1963年，又创办新东塑胶，生产洗脸盆、食器、水管、玩具等民生用品，推动台湾轻工出口。 PVC的关键原料乙烯，当时台湾只能依赖中油“一轻”生产，产量有限、几乎全靠进口。于是，王永庆意识到：“塑胶产业要真正站起来，必须掌握上游原料。” 1973年，他首次向政府提议由民间建设轻油裂解厂（乙烯装置）。但当时大型建设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民间建裂解厂”被视为不可能，提案被立即否决。尽管屡遭否决，王永庆与王永在并未放弃。他们持续研究方案、提出评估报告、寻找国际合作伙伴，最终在1990年代初成功取得云林麦寮六轻基地的兴建许可。 “六轻”成为台湾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工业工程，也让台塑正式完成：从塑胶→石化→纤维→电子材料的完整产业链整合。由此形成台塑集团核心结构——“台塑四宝”：台塑（PVC等）、台塑化（炼油与石化）、台化（合纤）、南亚塑胶（电子与材料）。 台塑体系在全球布局主要包括：美国台塑——最大海外生产基地；越南——河静钢铁厂（台塑集团的重要钢铁投资）；中国大陆——化纤、电子材料、PVC、化工厂等；印尼、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石化、纤维和贸易据点，形成跨国石化—材料—电子的完整网络。 当年那座日产4吨的小PVC厂，今日已成长为台塑企业合并营收逾新台币2.1兆元（2024年度）的制造帝国。 1976年，王永庆创办长庚纪念医院，以父亲乳名“长庚”命名，希望让一般家庭也能负担得起高品质医疗。此后又陆续成立长庚大学、长庚科技大学等，形成台湾最大民营医疗教育体系。 庞大且复杂的家族 与王永庆精密、理性的企业管理相比，他的家庭结构却更为庞杂、富有人情味。一生三段婚姻+一段婚外情、十三名子女，构成台塑家族传承的重要底色。 18岁，王永庆岁时迎娶郭月兰。她陪他走过嘉义学徒、创业初期的贫困岁月，性格温和、低调，无子女。随着事业扩大，她逐渐淡出，但其陪伴意义深远。 1947年，事业初具规模后，王永庆迎娶杨娇（本名姓杨，因收养改姓廖，晚年又恢复原姓）。她个性刚烈独立，是台塑家族中最鲜明的“母系力量”。1975年因无法接受三房加入，她带着3000美元远走美国，也影响子女走出“离家发展”的路线。二房五名子女几乎全部选择在台塑体系外创业或自立，这一支象征台湾从重化工业迈向科技时代的跨越。 1957年，王永庆与李宝珠结婚。她曾在台北“黑美人大酒家”担任服务生，离异后带着女儿改嫁王永庆。这位女儿被改名为王瑞纪，并被视如亲生。李宝珠共育四女，多在海外成长，教育背景国际化。她在王永庆晚年的影响力极强，使二房逐步被边缘化。 点击放大可查看 外室林明珠在王永庆认识李宝珠之前为其生下三名子女，但在王永庆娶李宝珠后，两人关系破裂。她愤而改嫁罗姓公务员，三名子女改姓“罗”，长期被排除在家族体系外：罗雪贞、罗雪映、罗文源。王永庆过世后，他们曾提出分割遗产主张，引发媒体关注。据先前资料显示，三名子女未“认祖归宗”，王家二房、三房子女拒验DNA。 点击放大可查看 2008年王永庆离世后，进入台塑核心的家族成员只有：王文渊、王文潮（侄子）；王瑞华、王瑞瑜（三房）。而二房五名子女全部在体系之外，四房亦无分量，显示三房在李宝珠推动下成为“家族接班力量”的核心。 王永庆十三名子女的职业轨迹，几乎是一幅台湾产业现代化的缩影：父辈──重化工业与制造业；二房──科技、零售、文化创意崛起；三房──国际化教育背景、轻参与治理；四房──被排除的时代边缘故事。该家族映照着台湾从1950年代走向全球化的经济转型。 尽管家族庞杂，王永庆始终坚持，台塑不能交给某一房系，而必须交给制度。因此台塑采取董事会治理与职业经理人机制，而非家族式接班。这使集团得以超越婚姻与子女间的纷争，维持长稳运作。 长达30年的家族纷争 因子女众多、家族结构复杂，再加上王永庆离世前未立遗嘱，王氏家族的遗产问题早已埋下深层伏笔。 1995年，长子王文洋因婚外情引发家庭冲突，被迫离开台塑体系，转往中国大陆创办宏仁集团，并与台塑部分业务形成竞争。这一“长子出局”的事件，成为日后继承矛盾的结构性起点。 2005年前后，在美国律师协助下，三房长女参与设立四个百慕大信托，并在华盛顿成立New Mighty Trust，台塑美国约88%的股份随后转入相关境外架构。官方解释是为了“确保美国业务的长期治理与慈善愿景”，但由于信托架构不透明、文件以英文撰写、家族成员参与比例不均，且管理权高度集中在第三房，使该安排从一开始便埋下争议的火种。 2006年，王永庆任命侄子王文潮为台塑CEO，进一步确认家族治理转向“兄弟体系—侄系”而非“长子继承”。 2008年10月，王永庆在新泽西逝世，未留下遗嘱。境外信托、台塑股权与家族资产立即进入法律与治理的不确定状态。 王文洋不久便向美国法院提出诉状，要求清查遗产。其调查显示：台湾资产约550亿元新台币，海外资产约2780亿元，合计约3330亿元新台币（102亿美元），随后他向新泽西法院申请公布父亲资产并指定自己为遗产管理人。然而外界普遍认为，华人企业家的真实财富往往深藏不露，实际规模难以评估。 此举被媒体解读为：“宁争股份，不要空壳董事。”“王子复仇。” 2009年3月底，台塑总裁王文渊公开表示欢迎二房子女重返董事会，被外界视为家族关系有望缓和。然而仅数周后，5月13日媒体披露，王文洋已在美国新泽西州提起跨海诉讼，要求参与父亲遗产处理，家族矛盾因而全面公开。 自此，法律战正式展开。2009-2022年期间，王文洋先后在美国（新泽西、华盛顿特区）、百慕大、中国台湾与香港提起诉讼，指控境外信托排除继承人、资产转移不透明、文书设计不当，并要求法院推动资产清查或调整治理结构，使信托运作更符合王永庆的原始意愿。 2022年，百慕大判决出现关键突破，并发布了471页判决——多数信托维持有效，王文洋在“第五信托”部分胜诉。关键证词曝光：“现任管理人本应为临时安排，且应扩大王家成员参与。” 此判决首次撼动信托治理结构，也为幼子王文祥介入提供依据。2022–2023年，沉默多年后，王文祥发现近十年信托几乎无新的慈善拨款，法律费用异常提高，管理人结构封闭化，与父亲原设想的“家族共治”不符。2024–2025年，争议升级至美东法院，进入新阶段。 2025年11月24日，美国华盛顿特区高等法院正式备案。王文祥指控：兄弟姐妹与堂表兄弟姐妹“对数十亿美元资产管理不当”；信托运作已偏离王永庆当年真实意愿；要求法院修正信托条款、恢复王永庆原设定的家族参与机制。这是继百慕大判决后，王家信托战最重要的法律节点之一。 家办新智点认为，这场纷争本质并非单纯争产，而是（制度化、国际化）vs身后家族期待（公平参与、透明治理）的结构性冲突。它揭示了华人家族企业在面对全球化资产、境外信托结构；代际传承与治理权；家族内部力量分布时所必然面对的长期震荡。 实控人：王永在家族 据多方媒体与台塑官方史料显示，自1954年台塑创立以来，王永庆（兄）与王永在（弟）虽同为创办人，却形成了明确的分工结构——大哥定方向，弟弟抓运营。 王永庆主战略、扩张、资本、社会形象，掌握企业方向、国际布局与关键产业判断，也是台塑与长庚体系的对外代表。王永在主管理、制度、营运纪律，奠定台塑内部管理模式、成本控制与执行体系，是集团日常运作的关键掌舵者。 这种分工，也为日后“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埋下结构性基础。1990年代后，台塑“四宝”的经营高层逐渐由王永在家族与深度信任的职业经理人主导。 与此同时，王永庆与其子女（尤其是长子王文洋）关系紧张，更直接造成“永庆系”在接班布局上出现真空。 2006年，王永庆卸任台塑董事长，由弟弟王永在之子王文潮接任，成为集团核心领导者。另一子王文淇则在台化、南亚等体系担任要角，与兄长形成经营权“双核心”。 自此，媒体普遍认定，台塑实际经营权已进入“王永在家族时代”。随着权力结构定型，台塑呈现出一种极具特色的分工格局—— 经营权在王永在家族：掌握集团治理、经营决策、管理体系。 资产与财富主要在王永庆家族：侧重海外投资、慈善与非经营性资产，但在集团经营权中的话语权有限。 如今，“兄定方向、弟掌营运”的早期分工，最终演变为台塑今日的核心权力结构——经营在永在家，资产在永庆系。 （《家办新智点》提醒：内容及观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在如今，下载一个约会App就能开始新的故事，很多人甚至把它当成日常工具，在上面认识异性，聊天、见面、谈恋爱，乃至走入婚姻。在这些应用里有人隐瞒过去的恋情，有人隐瞒居住地和收入，装作“单身”也并不罕见，可在日本，假装单身这件看似司空见惯的事，居然真的闹到了法院，最后还判了赔偿。 事情要从2019年春天开始说起。那年一位在大阪一家脱毛沙龙工作的女性，因为想找男朋友下载了一个婚恋配对应用。跟其他普通交友软件不一样，它特别强调这是“只限单身者”的平台，大家都是奔着恋爱、结婚的目的去的。 她抱着认真恋爱的想法注册了账号，不久，她就收到了一个年纪比自己小的男性发来的点赞。这位男性的头像和介绍看起来都很认真，之后两人很快就在LINE又是聊天又是打电话，互相了解了好几个月。而在那段交流时间里，这位女性渐渐对他有了好感。 2019年的五月，两个人见面一起吃了饭，氛围不错，吃完饭他们回了女方家里，并发生了关系。从那之后，两人依旧保持着亲密关系。虽然年轻男子一边忙工作，一边还要搞音乐，又遇上疫情，两个人见面的机会不算多，但整体上来说，这段关系一直在持续。 直到2020年11月，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后开始慢慢变得冷淡，没过多久就自然分手了。但如果故事就这样结束，那它不过就是一段普普通通的恋爱经历，没什么好说的。然而，就在两年之后转折突然发生了。 2022年9月，这位女性又在网上看到了和他相关的页面，上面居然还有一张孩子的照片，而且不是小宝宝，倒像是已经到上幼儿园的年纪了。她心想不对劲，于是去质问了他。对方没有否认，只发了一句：“本来就应该跟你说的，真的很抱歉。”原来男人一直是已婚状态，甚至也有孩子，却从头到尾隐瞒自己不是单身的事实。 得知这个真相后女人觉得这不仅仅欺骗了她的感情，还侵害了她做出决定的权益。因为如果她一开始就知道对方已婚，她就不可能跟他发生关系，也不可能继续交往。而对她来说，选择和谁发生关系，是她自己的身体、情感和人生的重大选择。这就是后来诉讼时她提到的“贞操权”。 所谓贞操权，是指可以自由决定与谁发生性关系的权利。侵犯这种自主决定的自由，就称为侵犯贞操权。如果因为被对方欺骗而与其发生了性关系，那么就可以说自己的贞操权遭到了侵犯。于是在2023年10月，这名女性正式将男人告上大阪地方法院，要求赔偿334万日元，理由是男子的欺骗侵犯了她的贞操权。 男人的主张则完全不一样。他承认自己已婚，但称自己与女人之间并不是恋爱，也不是以交往为目的的关系，是是单纯的性关系，不存在约会等恋爱行为，对方也明知这一点，所以不存在欺骗。他认为这属于自由交往的范畴，谈不上侵害贞操权。 最终在2024年10月21日法院作出了判决。法官指出，对于认真寻找交往对象的人来说，对方是否已婚是决定是否要发展关系的重要信息。而两人之间确实不是单纯的性关系，而是带有感情与交往性质的关系，因此男人的伪装行为剥夺了她做出判断的机会，侵犯了她的贞操权。不过法院也认为两人虽是交往，但并非以结婚为前提，因此赔偿金额没有最初主张的334万日元那么多，而是判处男人赔偿55万日元。 当然，在诉讼过程中，男人也提出反诉，他认为她曾通过一个知名网络主播曝光两人之间的不伦纠纷，导致他名誉受损，社会评价下降，因此要求女人赔偿450万日元。经过一番拉扯，法院最终判定女人也需要赔偿男人34万日元。双方最后都没有上诉，最终定案了。 目前，日本的婚恋配对应用用户已经超过2000万，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很大，根据调查，通过应用结婚的占比已经超过职场恋爱。但另一边，七成以上使用过应用的人说自己遇到过纠纷，传销、投资诈骗、隐瞒婚姻状况……这些也并不算新鲜事了。 至于“贞操权”这个词，听起来封建，但它的核心并不是“守不守节”，而是“自己能不能做决定”。它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和性关系的决定权。如果有人在明知真相会改变对方决定的情况下刻意隐瞒，从而促成了性关系，这就是对自主决定权的侵犯。法律不是在评价性行为本身，而是在保护信息透明后的自由选择。 此事一出日本网友也是议论纷纷，有认为处罚应该更重一点的： “关于男性提出反诉这件事，确实法律上是可以反诉的，但怎么看都是自作自受，结果还像是在反过来发脾气一样的行为。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承认了对贞操权的侵害，赔偿金额还是太低了。要再高一点，否则根本无法对这种事件起到威慑作用。 这次案例好歹还认定了贞操权侵害算是万幸了，但如果无法客观证明‘她并不知道对方已婚’，那就有被男性的妻子当成婚外情对象而被追讨赔偿的风险。 明明男性是显而易见的加害者，可一旦到了处罚阶段，结果却几乎变成双方都受点皮肉之苦、类似‘各打五十大板’的程度，真不知道这种状况什么时候才能改善……” 还有认为类似应用应该加强管制的： “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人就是会有这种问题。 虽然不确定能不能真正起到遏制作用，但我觉得应用程序的使用条款里应该加入强制明确身份背景的规定。比如要求提供由政府机构签发的“未婚证明”之类的文件，应该是必要的。 另外，对于单纯想玩玩的人和以结婚为目的的人混在一起所带来的危险性，平台运营方必须好好应对才行。 在开始使用应用程序之前，确认使用者是否有结婚意愿，可能也是必要的措施。” 其实。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大家都希望感情应该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无论是以结婚为目的、还是只是想体验自由的交往，都需要在信息对等的前提下进行，否则本该是两情相悦的故事很有可能演变为一场伤害。 在期待关系开始之前，我们想要的不是对方多完美，也不是结局会多美好，只有真实与尊重并存，才有资格谈爱、信任、未来。毕竟不是所有故事都能走到圆满，但希望每一段开始，至少都不从欺骗开始。

在这一轮的调整中，当高端的压力持续向下传导，次高端价格带并未被迅速“压扁”，而是在600元价位形成了较强支撑。 一方面，茅台1935在经过大流通渠道的放量后，终端动销在9月、10月份仍取得了明显增长；另一方面，38度国窖1573和39度五粮液在实现规模化后，承接了“低度化”浪潮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其长远价值不容小觑。 此外，君品习酒、青花郎等高端酱酒正在被动“入局”，大珍·珍酒携“万商联盟”模式也在今年加入团战……当下，主动扩容和被动扩容的两股力量交汇于此，在整个行情持续承压的背景下，600元价格带的局势变得愈发复杂且充满变数。 600元价格带的“雏形期” 时间回溯到2019年，高端酒已连续几年量价齐升，次高端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价位升级红利。彼时，茅台秉持“能快则快，不留余地，不留退路”的基本思路，跑步冲入千亿集团。飞天茅台酒的价格已经突破2000元，五粮液和国窖1573则跃升至1000元价格带，整个行业的价格天花板被打开。 在高端的“溢出效应”下，次高端除了规模不断扩容外，还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价格带中枢向上移动，300-400元传统次高端价格带依靠涨价策略不断向上冲击；二是价格带开始“裂变”，新入局者试图通过高毛利的渠道运作策略，强吃600-800元价格带，其中，酱酒企业的表现最为活跃。而后，随着“酱酒热”越演越烈，数百亿投资疯狂涌入茅台镇，那些由资本孵化的酱酒新产品虽然动辄定价超过千元，但实际上只是利用团购渠道模式短期吃到了次高端价格带向上扩容的红利。 除了酱酒，名酒企业也早已瞄准了这块诱人的“肥肉”。 2018年初，川酒和徽酒几乎同时出手。一边是川酒“金花”舍得酒业在品味舍得之上推出“智慧舍得”，试图将这款新品打造为600元价位段的代表性产品；另一边是徽酒“龙头”古井贡以新品“古20”向上延伸，主推42度，上市一年多便在600元价位带砍下了10亿销售额。 随后，苏酒也加入战局。 2019年底，梦之蓝M6+正式上市，切分的也是600-800元的蛋糕。时任洋河股份常务副总裁、苏酒集团贸易董事长的刘化霜提出了“轴心品牌”的概念，即：能够撬动大部分消费者，满足大众消费者需求的品牌。在洋河品牌力的支撑下，这一洞察帮助梦之蓝M6+在市场上迅速攻城略地。次年，梦之蓝M6+就成长为了规模超30亿的大单品。 至此，600元价位已经汇聚了多股力量：一是高端名酒大单品的下沿产品，如低度五粮液和低度国窖1573；二是名优酱酒的核心产品，如习酒·窖藏1988、金沙·摘要酒以及诸多酱酒新品等；三是区域“龙头”主品牌的上延产品，如梦6+、古20；四是传统次高端品牌的高端产品，如剑南春·珍藏剑、智慧舍得、水井坊·典藏等。当时，该价位带上已有多款具备规模的大单品，累计体量超过百亿。虽然这些大单品在此后的行业调整中并未全部站稳该价位，但也为培育出成熟价格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龙头落子，重塑600元价格带新格局 “酱酒热”过后，那些曾在定价策略上“对标”1499元的酱酒产品率先熄火；同时，其他名酒大单品也因为选择放量，其价格逐渐向下，并未站稳600元价格带。反而是茅台“有意”在千元价位布下的棋子，却在“无意”中塑造了当下600元价格带的新格局。 2022年初，茅台1935正式上市。彼时，茅台1935的官方零售指导价为1188元/瓶，上市首年，其销售额便达到了50亿，次年更是成为最快突破百亿的大单品。 同样是在2022年，浓香“龙头”开始加码低度市场。8月，39度五粮液在低度酒消费氛围最好的市场——河北石家庄焕新升级，并组建攻坚小组，强化渠道力量，旨在将石家庄打造成第一个样板市场。 不同的战略路线，却在几年后交汇于同一个价格带。 时间来到2024年6月，白酒行业深度调整的寒意已经传导到了整个行业，尤其是端午节的“冷淡”又给行业泼了一盆冷水。此时，有两个事件预示了600元价格带新格局的形成。 一是高端酱酒的下移。茅台1935和君品习酒的市场批价开始进入700-800元价格带，其战略重心也顺应消费大势发生变化，不在千元价位缠斗，而是在新周期中寻找新的量价平衡点。 二是低度酒的起势。泸州老窖在股东会上首次公开透露：“低度酒产品的占比提升到50%左右。”这让行业意识到，38度国窖1573已悄然成长为超级大单品，其长期卡位的600元价格带正在成为市场的关键竞争据点。 2025年5月，一纸政策禁令给予白酒沉重一击。高端消费受阻，压力向下传导，按道理说，这一次也会快速击垮次高端的价格“防线”。然而，出人意料的是，600元价格带在经历了之前的市场变化和品牌洗牌后，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不仅茅台1935、39度五粮液和38度国窖1573扛住了压力，新选手大珍·珍酒也加入了战局。珍酒李渡集团董事长吴向东认为：“在消费回归理性的背景下，600元是黄金价位带，是酱酒未来最好的赛道。” 此时，600元价格带上的品牌有100亿级规模的茅台1935和38度国窖1573，50亿级的39度五粮液，向上还有50-80亿级的青花郎和君品习酒，下沿则有梦之蓝M6+，再加上酒鬼·内参、大珍·珍酒等，这已然是一个500亿级体量的成熟价格带。 压力传导，600元价位段的攻与防 从目前来看，600元价位段形成价值支撑的原因有二：第一，茅台1935、38度国窖1573和39度五粮液都有自己独立的目标消费群体，尤其是两者的用户在消费行为、消费习惯上与主品形成了明显的区隔；第二，经过长期的消费培育，该价位段已经完成了市场的压力测试，在消费迭代中呈现出扩容的趋势，即使是市场波动，其相对压力较小。 当然，600元价位虽有500亿的体量，但在经济换挡、政策趋紧以及行业深度调整的背景下，这个价位依然充满变数。在名酒研究所（ID:MJYJS2024）看来，600元价位更像是行业当前的一个重要攻防据点。 从进攻的角度来看，600元价位有规模、有利润，向上承接高端降级的需求，向下兼容长远升级的红利，将是一个很关键的争夺领域。 从防守的角度来看，600元价位对高端价位仍然具有托举价值，只要600元价位段能够稳住阵脚，就可以缓解高端阵营主品牌的压力。以国窖1573的策略为例，高度国窖（52度国窖1573）坚持做价值标杆，而低度国窖（38度国窖1573）则通过数智化、配额化运营，在全国市场强化推广力度，从而分担高度国窖的压力。 此外，对于其他被动滑入600元价格带的高端品牌而言，若能够藉此找到价值支撑，后期一旦行情好转，还有重新跻身高端阵营的念想。因为对于白酒消费而言，高端的价格量化指标始终是动态变化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品牌定义了高端，而非绝对的价格指标。 而如果行情持续低迷，几大高端标杆品牌的压力持续向下传导，如2014—2015年的行情，600元价格带也将成为高端的防守堡垒。 当然，在这一轮的“逆周期”中，名酒的操盘更为专业、市场的韧性也更强，再加上当前600元价位上的引领品牌已经具有自己的消费群体，这既为高端阵营提供了一种防御，也为品牌在这条新赛道上提供了“弯道超车”可能。 总体而言，600元价位段在现今市场中具有显著的价值，值得入局或即将入局者给予高度关注。

如果说2024年是大模型之战，那么在2025年末，中国AI战场已演变为一场大厂的流量入口之争。 在阿里发布千问APP、夸克AI眼镜之后，字节与中兴联合发布了“豆包AI助手”手机nubia M153，激起了千层浪。 《科创板日报》记者还获悉，字节的AI眼镜研发正在推进中，或有望在明年发布。谈及字节AI眼镜的发布计划，有供应链人士对《科创板日报》记者如此评价：“大模型是底座，产业链到位了。”但记者询问字节方面，没有得到回应。 除了阿里、字节外，百度也以AI眼镜杀入战场。显然，大厂们都希望尽快补齐AI领域的软硬件生态，以抢占触达用户的“物理入口”。 ▍从手机到眼镜：互联网巨头打响AI硬件“入口”争夺战 当前，大厂之间的AI之争已经从大模型参数，发展到了AI的软硬件应用。通过推动自身大模型在智能终端的落地，争夺下一代硬件入口。 “ 入口是关键的护城河，也是收费站，可谓兵家必争之地。谁掌握了分发权，谁的话语权就大。所以，互联网公司想做硬件，而硬件公司想做爆款APP 。”某手机厂商的影像负责人如是说。 “苹果模式是大家都希望的，但也并非一蹴而就。而 AI操作系统让大家看到了替代安卓的可能性，甚至有可能再此基础上收‘AI费’，所以AI能力强的公司一定会心动 。”上述负责人称。 其中，AI眼镜被认为是手机之后的下一代关键终端，不仅有创业公司开启百镜大战，更得到了互联网大厂的青睐。 不过，由于技术限制，AI眼镜短期内不能脱离手机来使用。大多数操作均需要通过手机来辅助完成。因此，以手机、AI眼镜形成智能体落地硬件的闭环，是字节更大的野心。 在实测中，搭载豆包助手的手机可以帮用户挂机打游戏，甚至通过调用第三方应用打开智能汽车的车门等。 这类由智能体来调用终端各类应用的畅想，正是各大终端厂商正在探索的方向。苹果在2024年就计划让新版本的Siri将能够通过语音控制单独应用内的所有功能。 在国内，荣耀YOYO、小米小爱等手机助手也都演示过“一句话点买外卖”等功能。 阿里则发力千问助手在AI眼镜的落地。最新发布的夸克AI眼镜，成为首款搭载阿里千问助手的智能硬件，可以通过语音控制来完成在夸克眼镜上的各种操作。 一位业内专家表示，在AI与终端结合的后手机时代，有一种可能是，未来手机这类终端，只负责显示像素和发出声音，AI负责产生内容、工具和应用从人找应用到AI推服务的精准适配，催生AI驱动的“服务直达”新时代。 手机将成为AI能力的聚合体，不需要按钮、屏幕、语音、触控，AI根据意图和场景，实时生成界面和操作方式，催生AI懂你服务新格局。 另有业内分析认为，字节豆包与中兴在手机上的合作，类似于华为智选车的模式。华为不仅提供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等核心技术，还深度介入产品定义等，与车企形成紧密绑定。 “这代表一种趋势。”一位ICT业内人士评价道，“AI能力偏弱的企业沦为基础硬件代工厂，灵魂只能交给AI能力突出的企业，车、手机这两种主流终端市场或都将如此发展。” ▍AI颠覆智能终端，仍需过“微信关” 一名消费电子分析师对记者表示，“豆包AI助手”从场景、技术来看，相比之前新鲜的内容并不多，只是借助字节的大模型，在语义识别方面效果更好。如今AI发展的问题主要在于硬件、App和大模型厂商都在抢话语权，互相没有完全打通配合。 就在“豆包AI助手”手机nubia M153发售后不久，用户发现其微信、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App出现了风控措施。 多位用户反馈，在nubia M153上使用豆包手机助手操作手机功能时，如果涉及操作微信，会出现微信异常退出，甚至无法登录的情况。为此，字节豆包后续下线了手机助手操作微信的能力。 《科创板日报》从一名nubia M153用户了解到，此前被禁止登录的微信账号已经解封，重新登录后则提示“豆包操作手机属于实验室功能，先不支持微信的操作。” 第三方APP对外部应用的调取和数据抓取有明确禁止规定。美团在知识产权声明中强调，不得通过技术手段扫描、探测、抓取美团平台内容。淘宝平台服务协议显示，禁止存在可能破坏、篡改、删除、影响淘宝平台任何系统正常运行或未经授权获取淘宝平台及其他用户的数据、个人资料的病毒、木马、爬虫等恶意软件、程序代码。 在这些APP中，微信对于智能体的调用监管尤为严格。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议》对此明确规定：不允许用户使用未经授权的三方工具/服务进行自动化操作，违反用户协议，微信有权限制账号。 这也导致 主流手机厂商的AI助手都曾推出针对微信的调用功能，但后续被终止了。 比如，荣耀YOYO去年推出过帮助用户查找微信、支付宝中的自动续费服务，并可帮助用户询关闭续费，但后续该微信功能被取消。 vivo和OPPO今年都在AI助手中加入记忆功能，用于自动总结屏幕内容。比如，OPPO在ColorOS 16中推出了“AI一键闪记”，能够总结图文、视频内容，还能记取餐码、记账。但进入10月底，用户发现微信已从“一键记账”的支持列表中消失，只剩下支付宝和云闪付。 OPPO官方客服对此回复称，由于微信应用限制，自动记账相关功能暂不支持使用。如果要记录微信支出，需要手动记录账单。 一名消费电子领域的专家表示，硬件厂商在探索AI助手时都会面临着与豆包助手同样的问题。一是让AI随时操作频幕和应用，可能会涉及用户隐私。二是来自APP应用生态的反弹。 正如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应用市场分发涉及利益分配，AI时代的智能体分发同样敏感，涉及到手机厂商、应用厂商之间的博弈。 “在AI与手机的融合，以及智能体相关的问题，互联网应用厂商愿意做的就做，一些不愿意做的就留给时间。”一名手机厂商的AI专家表示。“ 目前出于商业考虑，他们不允许手机厂商调用其APP 。” “ 微信一直比较封闭，AI手机本质上就是争夺流量入口的，相当于动了超级APP的蛋糕，他们肯定要抵制的 。”另一厂商的相关人士也对《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 有业内分析认为，豆包此次试水， 对于理清用户接受度的边界和商业规则的模糊地带，有极大帮助。相当于主动当了一回“压力测试员” ，也利于后续其他厂商的跟进，从而推动智能体在端侧的落地。 ▍缺乏硬件基因的互联网大厂能成功吗？ 除了应用生态外，缺乏硬件基因的互联网企业想要试水智能终端，仍存在较大的研发难度。 全球互联网巨头谷歌早在2017年就收购了HTC的部分手机业务，并推出了多代Pixel手机，但销量上持续疲弱，在手机市场较为边缘化。 字节跳动则于2017年收购锤子科技的坚果手机团队，成立新石实验室。之后推出了坚果Pro3、坚果R2等产品。但最终在2021年年初，原锤科团队组建的新石实验室并入教育硬件团队，不再研发坚果手机。 字节此次重入手机市场，是否能够坚持长期主义，有待时间观察。 多名数码领域的人士在采访中，对于缺乏硬件研发能力的互联网企业，入局智能硬件产品，并不十分看好。“当较大的研发投入在短期难以得到回报时，这些厂商未必能够坚持迭代超过三代。”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互联网厂商杀入硬件终端，具备各自独特的优势。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字节具备自带的用户流量。“坐拥自媒体社交平台，字节不缺用户，甚至还能用字节的用户给硬件企业赋能。” 对于阿里入局AI眼镜，盘和林认为，和字节不同，阿里在B端具有稳定客户。通过AI眼镜，阿里也可以成为平台上电商商家的供货商，在硬件销售上和供应链整合上都有一定优势。 百度的优势，则在于搜索。“AI眼镜的一大重要功能，就是在办公的时候用AI眼镜进行信息搜索，不需要在搜索网站上手动输入，用语音即可。百度凭借搜索能力，在信息和AI整合方面，比其他家更强。”

每隔一阵子，关于“交家用”的花式讨论就会冲上热搜。 争论分成几个层次：有人吵该交多少“月薪三千，该交多少家用？”，有人吵该不该交“不交家用等于不孝吗？”，还有人吵这笔钱是不是地域特色“难道只有南方人才要交家用？” 而很多网友则一脸懵地发出疑问：到底什么是家用？ 家用，顾名思义就是家庭所用的支出，特指子女工作后给父母上交一部分工资，反哺家庭。但这一在华南地区由来已久的家庭习俗，正在年轻一代中受到动摇。 有年轻人自嘲：“发工资第一件事，是给家里‘上供’，还花呗都得靠边站。”也有人无奈吐槽：“工资一半都给了家里，感觉自己像个租客。” 相关争议，正从对一种地域性生活默契的讨论，变成折射代际关系与文化差异的公共话题—— 当许多年轻人面临的职场状况和生活压力，已经与上一代人大不相同，围绕“家用”的话题，早已超出本地传统本身： 在家庭结构逐渐变化、个体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我们该如何重新理解亲情与边界、责任与自主、付出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一毕业就“交家用”的年轻人 当父亲提出交家用的要求时，小鑫感到错愕，“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没想到一毕业就降临到自己头上”。父亲坐在餐桌的另一头：“也不多交，每个月五百块就可以了。” 同父异母的妹妹和弟弟在一旁默不作声，小鑫知道，父亲需要她做一个“带头榜样”。在这样传统的中国家庭里，父母和子女之间，似乎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老规矩”：父母辛苦把孩子养大，孩子成年之后，就要在经济上和情感上照顾和回报父母。 家用的数额，并没有固定标准，从几百到几千不等。阿晴在2019年本科毕业后，进了一家深圳的互联网大厂。她被父母要求交的家用或许比绝大多数应届生都要高，“刚工作的时候每月到手八千左右，要交6000，甚至我爸送我上班，我还要帮他交油费。” 很多年轻人，在互联网上重新审视这一传统。 这6000块，一部分是给待业父亲的生活费，剩下的用于还房贷。深圳的房产是父母早年来深圳打拼来的，阿晴的母亲原是企业员工，但经历过一轮裁员后失去了稳定工作。而自阿晴有记忆以来，父亲一直没有过固定的工作。 家在深圳虽然有房产，但阿晴的父母手头并无多少存款，加上要还贷款，家里的经济条件一直很紧张。 记得高一时学校组织火箭班（成绩最拔尖的班级）去北京游学，当时父母为了挣钱，回湖南经营农场，阿晴寄住在大舅家里。当她开口跟父母讲游学这件事，他们先是沉默，随后问是否可以不去，班上有没有人不去。 “（我）不想显得不合群，暴露出家庭不富裕的事实，就哭着闹着说要去，父母只好又跟大舅商量，让大舅先出钱。” 在阿晴毕业工作了两三年后，有次大舅请她去家里吃饭，偷偷把一个账本递给她，上面包括她高中生活费在内的各项垫付，大概三万多块。“对我爸妈来说不是一笔小钱，即使是现在，他们可能要一次性掏不出”，“相当于我的高中生活费是由未来的我承担的”。 阿晴称自己算“亲戚朋友孩子里很省心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相当开明。父亲生长在一个相对重男轻女的家庭里，父亲又是兄弟姐妹里唯一一个没有儿子的，但他从来认为女孩不比男孩差。 从小父亲就教育她“不要做家庭主妇，要学会独立”。父母也从不逼她上补习班，尊重她的意见，如吃什么雪糕、买什么衣服、学什么乐器，都在培养她自己做决定。在阿晴看来，“爸妈并不坏，只是没钱。” 关于家用话题的地域讨论。 刚开始交家用的时候，阿晴和父母两三个月就会吵一次架，“手里钱太少了，但是他们还在不断问我要钱，我爸说‘吃穿住在家里，公司包三餐，他接送，日用品一起买，只需买衣物化妆品，1000多不够吗？”时至今日，阿晴还能回想起父亲撂狠话的场景、神情和语气： “就当是我借你的。” “钱给了就是给了，哪有孩子借钱给父母的说法”，阿晴从没想过交出去的钱还能回来，也没有想过要搬出去住，“如果拿钱搬出去住，相当于和父母撕破脸皮，但又还没到这种程度”。 直到工作半年后，工作涨薪加上年终奖，她的手头才宽松了一些，也不和父母吵架了。“父母从小教育我，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水平，如果羡慕别人拥有什么，那就自己想办法提高收入。” 阿晴的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湖南人，各有五个兄弟姐妹。在阿晴的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在世时，她的父母一直延续着向上一辈“交家用”的传统。 这一行为，恰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阐释的“差序格局”，在这种以血缘和亲缘为核心，像涟漪一般向外推展开来的传统社会关系结构中，阿晴父母是各自家族波纹中的一环，通过“交家用”的方式向上一环的父母履行经济责任。 在阿晴大学毕业前，父母就和她商量，说需要她搭把手还贷款，只是没提具体金额。对阿晴的父母来说，交家用是一种家族传承，“代表你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能帮家里缓解一些压力”。 2023年，受公司裁员和疫情影响，阿晴跳槽去了另一家大厂工作。“他们不知道我具体到手多少。准确来说，家用不是根据我的工资定的，而是他们一直需要这个数。我工作六七年，薪资一直在涨，但他们从没多要，到现在还是每月6000。” 日元当时汇率比较高，所以阿晴就用日元直接汇款回国内了，还能抵日本的抚养税（图/受访者供图） 到今年为止，她已经交了6年家用，加上给家里买车，累积起来差不多有五六十万。 阿晴给家里的转账记录 （图/受访者供图） 爱，家用和家 简单来说，“家用”就是“家庭用度”，而“交家用”这一具体说法，则特指成年子女将部分收入定期、定额上交父母或家庭管理者的行为。作为一个在民间流传已久的口头用语，它最为盛行于华南地区，尤其在城市之外的乡土社会盛行。 它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更被视为子女成年后对家庭责任的履行与情感的回馈，凝结着深厚的家族观念与传统伦理。在其他地域，可能没有专属词汇，但类似“寄钱回家”“给生活费”等表达，所包含的“经济反哺”行为内核是相通的。 然而，对于部分成长于个体意识更强时代的年轻人而言，“交”这个动作本身隐含了对家长权威的单向服从，似乎削弱了家庭亲情的温情，缺乏几分意愿上的尊重，违背了他们所追求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因此，“交家用”在一些更年轻一代子女眼中，被视为经济独立的障碍、父母权力的过度延伸，甚至是一种缺乏必要性的“隐形负担”，尤其当父母并不真正需要这笔钱时。 小鑫的家里经济条件还不错，“算得上中产”，父母是早年从四川来东莞做生意的。她大学时一个月生活费两三千。当父亲召集全家人通知她交家用时，她想反驳但忍住了，“我既没有资金，也没有能力立刻逃离，就只能先遵守他们的规则。 ”第一次发工资交家用时，“很不舒服，但是没办法，后来我就开始安慰自己，就当是买自由”。 小鑫每月交五百的家用（图/受访者供图） 对她而言，家用是一笔换取个人空间和内心安宁的“赎金”。扣除房租和上交的家用，每月虽然只剩2000元可支配收入，但如果住家里就得上交1000元且失去自由，因此她选择搬出来住。 小鑫直言自己在家时精神高度紧张，会通过停车声判断他们是否回来，害怕和他们共处一室。就连吃饭，也是她独自在房间里用餐。现在不在一个屋檐下了，小鑫反而感觉自在，“我不主动找他们，他们也不会主动找我。” 对于从小住校的小鑫来说，她像是这个家里的“局外人”，父母的关注重心始终在弟弟妹妹身上，“家里人平时很少沟通，除非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去成都上大学，物理距离才带来了精神上的喘息。那段离家的时光，让她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大二寒假，小鑫捡了只流浪猫，担心家里人照顾不好，担心小猫抓坏家具会让他们不高兴。她将猫完全养在自己的房间里。这只猫和她一样，几乎不与同屋檐下的家人打照面。 “以前我家养过一只橘猫，笼养的，脾气很不好，还会攻击人，后来我们搬家后就散养了，洗漱和食物都在外面解决。有一天，它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大学捡到这只猫后，小鑫就想着一定要让它生活得特别好，在自己身边好好长大，就像是重新养育了一遍小时候的自己。 各自的课题 小显找到第一份工作后，母亲很快便问起她的工资，并委婉提出“可以给妈妈攒点生活费”，没有具体说交多少。小显装没听懂，转移了话题。工作了一阵子后，母亲暗示过家里有一套房子的贷款没还完，每个月一两千，小显提到自己还在还研究生的助学贷款，此后母亲也再也没有提过交钱的事了。 父母早年离婚，母亲已经退休，有退休金和农家乐分红，经济上不需要小显支持。在小显看来，“如果我毕业后住在家中，负担一部分伙食或水电费是合理的。但我一个人在外租房生活，并没有必要再额外给家里交钱。” 真正引发两人激烈冲突的，是小显决定换城市工作。 由于毕业第一份工作压力大、经常加班、大小周，她感到难以承受，打算辞职前往男友读博的武汉发展。电话里，母亲哭着说：“不然我生你干嘛”小显也哭着反问：“那谁来考虑我？”她完全理解母亲话语背后的传统观念：“既希望子女独立，又不愿他们走得太远。广东文化很务实，很看重‘有用’，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叫‘生你不如生块叉烧，叉烧还能吃’。” 那次争吵后，母亲整夜失眠，状态很差。小显看在眼里，觉得必须打开这个心结，就建议母亲和一位从事心理咨询的亲戚谈谈。心理医生对母亲说：“你供女儿读这么多书，就是希望她能做出比你更好的决定，如果你不支持她的决定，其实就等于否定自己过去的付出。”在和心理咨询师聊过之后，小显母亲开始逐渐接受并支持小显的选择。 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学习承担自己的人生课题，勇敢握紧自己的主动权。与此同时，他们也期待父母能逐渐收回过度关切的目光，将重心回归到自身的生活之中。 自那次咨询以后，退休前开过诊所的的母亲开始主动阅读心理学书籍，像《为何家会伤人》。小显和母亲的关系也回归到从前的状态，母亲在老家种种花，打打麻将，养猫猫狗狗，平时给她转点补贴。小显也会在母亲节，母亲生日的时候也会送点礼物或者转个520，母亲会开心地说“谢谢宝宝”或者用客家话讲“阿妹，我好挂住你啊。” 小显身边需要交家用的朋友不多，只有个表哥毕业后在家打游戏不工作，家人让他交家用来促使他独立。“我觉得这种情况合理，但像我这样在外工作的，交家用就不是必须的。” 同样，在阿晴认识的同龄人和同事中，也没有人交家用。“我爸从小教育我不要跟别人比较，所以别人交不交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但当阿晴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家庭决策时，她认为交家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对于读市场营销并从事出海业务的她来说，“在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即便我能还上家里的贷款，也不划算，房子会贬值，但流动资金可以用来理财增值。” 她也认为，“父母的课题应该自己解决，他们要完成财富积累。孩子刚工作攒不了多少钱，也要完成自己的积累。我家情况特殊，我因心软和父母付出而扛压力，但现在想开了。家用是孩子自愿出力缓解家庭压力或讨父母欢心，而不是强制性的义务。” 今年，阿晴与父母进行了一次正式对话，明确表示：“房子我不要了，爸妈想怎么处置都可以，到明年年底我不打算再出这六千了，如果他们想回老家养老，那完全可以把房子卖掉，过一个非常富裕的余生”。 父母听完阿晴的话，沉默了很久后才说行，先走着看。但事情发展是否真的能如阿晴所愿，阿晴心里也没谱。 在阿晴看来，理想的家庭关系应有清晰的情感边界：“我和爸妈的关系是不太近也不远。家庭大事有商有量，父母下决定前会问我意见。我有大事也不瞒他们。情感上虽然不近，但家庭义务上有共识，我每年会给他们买体检套餐、付重疾保险，让对象常去家里吃饭。” 她感慨自己的父母不过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人，积累一点小资产，磕磕绊绊生活到了现在，把能做的事情都做了，尽最大努力给了我。”有时候加班到深夜，阿晴的母亲会给她留一盏灯，到家后问她饿不饿，进厨房煮宵夜，等她吃完把碗洗了再去睡觉。“我在家里完全不用做家务，冰箱里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复杂得像一团难解的毛线。而“家用”，不过是从中抽出的一根线头。轻轻一拉，便会带出代际之间关于爱与控制、付出与期待、责任与主体性的漫长博弈。事实上，一个家庭是否要求子女“交家用”映照出的是两代人在不同时代下形成的的价值观与生存哲学。 因此，问题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交不交钱”，而在于父母和孩子，能否学会尊重彼此作为独立个体的边界与选择。这也意味着，子女与父母之间，或许从来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代际关系的本质，更像是一场持续进行的对话与磨合，其中有理解，也有委屈；有失望，也有温情。每个人都渴望被看见，也在学习如何看见对方；都在寻求尊重，也在练习如何真诚地给予尊重。

老牌零售巨头中百集团（000759.SZ，股价7.16元，市值47.44亿元）抛出了一份“减法”方案。 12月4日晚间，中百集团发布公告称，公司在2025年上半年已关闭13家仓储大卖场，截至目前，公司共计关闭了30家仓储大卖场，预计因此产生的关店损失高达1.8亿元。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对于近年来业绩承压的中百集团而言，这一损失无疑是一记重拳。面对线下折扣店、会员店的激烈竞争以及渠道分流的加剧，传统实体商超大卖场客流量持续减少。 今年前三季度，中百集团营收、净利润双降，其中，归母净利润亏损5.80亿元，同比下降74.83%。此次大规模关店不仅是中百集团对长期亏损资产的一次集中出清，也是其在行业变革浪潮中试图通过“断臂求生”来换取转型空间的无奈之举。 超七成被裁撤仓储大卖场长期亏损 根据中百集团披露的公告，公司关闭的30家仓储大卖场分布广泛，涵盖湖北省内多个城市。 从关闭原因来看，“门店亏损”是主要原因。有23家门店的关闭原因被明确标注为“门店亏损”，占比高达76.7%。 因“门店亏损”关闭的包括开业近20年的老店，如2005年12月开业的武穴购物广场门店，以及2008年开业的嘉鱼潘家湾店、崇阳购物广场门店等。这些门店承载着当地的消费记忆，也曾是中百集团业绩支柱，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逐渐沦为“负资产”。 引人关注的是，一些开业时间较短的门店也未能幸免，例如2022年1月开业的武汉K11购物艺术中心店。这从侧面反映出，即便是位于核心商圈或新开业的门店，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和高昂的运营成本面前，也难以独善其身。 此外，合同到期也是此次闭店的另一大原因。公告显示，应城长江埠店、汉川分水店等7家门店因“合同到期”而选择不再续约。 中百集团在2025年半年报中坦言，继续关停扭亏无望门店衍生巨额损失，叠加人工成本、折旧摊销等固定成本负担，亏损持续增加。 在三季报中，中百集团再次提到：宏观经济波动和消费习惯变化，线上零售占比提升，线下折扣店、会员店不断发展，渠道分流进一步加剧；公司推进业态转型与新业态探索，继续关停扭亏无望门店衍生巨额损失，叠加公司人工成本、折旧摊销等固定成本负担，亏损持续增加。 预计损失1.8亿元 虽然关闭亏损门店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提升整体经营质量，但短期内的财务阵痛无法避免。 中百集团在公告中坦言，关闭门店将产生一次性损失，主要包括合同解约损失、员工安置补偿支出、装修等长期待摊费用摊余价值的一次性摊销损失、不可转移的固定资产净值损失、经营租户解约损失等。 经中百集团初步测算，这30家门店关闭预计将产生关店损失约1.8亿元。对于2024年亏损5.28亿元、2025年前三季亏损5.80亿元的中百集团来说，1.8亿元的额外损失无疑会进一步加剧其年度业绩的压力。 更为复杂的是，关店并非简单的“拉闸锁门”，关店解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由此带来的业主和租户赔偿、员工补偿、资产损失以及诉讼等风险。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导致最终的关店损失金额发生变化，最终数据仍需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 然而，这笔“学费”或许是中百集团转型路上必须支付的代价。中百集团明确表示，鉴于门店的具体情况，部分门店长期经营亏损且扭亏无望，关闭门店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布局，提升整体经营质量，促进公司战略转型和持续发展。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为了对冲关店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寻找新的增长点，中百集团正在积极推进“减法”之外的“加法”。 一方面，公司在供应链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2025年上半年，仓储业态淘汰189家供应链，便利店业态推出了自有系列商品，自有品牌商品实现销售3.28亿元。公司试图通过提升源头采购与自有品牌占比，加快产业链升级。 另一方面，中百集团在业态创新上动作频频。布局硬折扣赛道，首家小百惠折扣店与新一代食品超市已于2025年6月底开业。同时，公司构建了“抱抱生活”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和“中百邻里购”小程序，试图通过全渠道融合来留住消费者。 此外，中百集团还在积极盘活存量资产。根据2025年半年报信息，公司完成闲置地块政府回购及加油站资产评估挂牌，推进闲置面积招商招租，上半年空置面积减少超1.7万平方米。这些举措显示出中百集团正试图从单纯的“关店止损”转向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 公司官网 公开资料显示，中百集团是国有商业上市公司，始于1937年江汉路中心百货，前身为中国国货公司武汉分公司，由爱国人士于1937年发起创立。1997年5月19日，公司股票在深交所挂牌上市。目前，中百集团以湖北为核心，业务辐射重庆、湖南等地区。截至2024年末，集团网点总数达到1600余家，年营业收入逾100亿元，规模销售超220亿元，员工总数近2万人，资产总额逾1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六七月份，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曾到访中百集团，公司开始向胖东来学习和自主调改。 （免责声明：文章内容和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